《诗话》卷七第三六则：

“《三百篇》有姓名可考者，惟家父之《南山》、寺人孟子之《萋菲》、尹吉甫之《嵩高》、鲁奚斯之《宫》而已。此外，皆不知何人秉笔。”

袁枚于《诗话》中时亦涉及考据，但每出于常识，别无创见。例如此则，所谓“此外皆不知何人秉笔”，即未加深考。盖今存《商颂》实春秋时宋人正考父所作。谓之《商颂》实即《宋颂》。宋人亦自称商，《左传》“天之弃商久矣”，即其证。

《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诗说有三家，即鲁诗、韩诗、毛诗。司马迁曾自言，所采用者为鲁诗说，故《宋世家》所载自为鲁诗说无疑。韩诗说与之相同，《史记集解》谓“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又《后汉书·曹褒传》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云：“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

毛诗说晚出。《毛诗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把正考父说成宋戴公时人，把《商颂》说成商代遗诗，与鲁、韩诗说大相违异。

信仰毛诗说的人，会以为毛诗说有根据。根据何在呢？其一，见《左传》昭【公】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其二，见《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不完全是有凭有据的吗？

但其实这些根据是有问题的。《左传》和《国语》都是经过刘歆窜改过的书，而刘歆是主张毛诗说的人。他利用了校书天禄阁的凭籍【借】，伪造了一些假证，栽在《左传》和《国语》里面。这手法和后人伪造假古董，埋在地里，重新发掘出来的差不多。

刘歆不仅窜改了《左传》和《国语》，而且还窜改了《史记》。他在《孔子世家》里面，把《左传》昭公七年提到正考父的那一段话，略略改头换面地插进去了。然而，他却忽略了，没有把《宋世家》里面关于正考父的另一段话删去。因此，同在一部《史记》中，同是一个与《商颂》有关系的正考父，而却相隔了一百多年。

刘歆所玩弄的造假真相就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驳‘说儒’》一文中，有了详细的论证（见《青铜时代》），在此不必缕述。

要之，毛诗说是不足信的。《商颂》是春秋宋襄公时作品，作者是正考父，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在此想顺便提出一个建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正考父应作为一位有名的诗人而叙述。《商颂》的音调是相当宏亮的，体裁和《大雅》、《小雅》相近。因此，《大雅》、《小雅》的年代规定，也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