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一棵竹子要生长起来，必须有足够的土、水、肥、气候等条件，否则就难以成活、成长。同理，在社会上，腐败这枝“恶竹”生长起来，乃至形成气候，也必然有其存在的土壤。

时下，我国反腐败斗争可谓轰轰烈烈，战果不凡，腐败分子纷纷中箭落马，此乃大快人心。可略加分析就能发现“不尽人意的地方”，司法部门公布的查处腐败分子人数和涉案金额年年上升，而且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腐败分子出现前赴后继之势；报上所披露的腐败大老虎越来越多，人们不禁感叹反腐败之难，反腐败之不易。

难在哪？原因很多，但愚以为，诸多的人，包括官员、包括平民参与腐败是反腐败难的主要原因。现在，一些地方反腐败走进一个怪圈：一些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反腐败，却步调一致地参与腐败，成为腐败分子生存的土壤。现在，拔出一个腐败的大萝卜，往往就带出一连串的小萝卜，要弄清一个大萝卜和一群小萝卜，往往颇费周折。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升了官，有了权后怎样呢？人不是真空里的人，谁都有家属子女亲戚。往往是这样，一个人有了权后，他的亲戚朋友便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托他办私事，走后门。办事找亲戚、找朋友、找熟人，现在算不上丑事，大多数人已习以为常，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熟人多、人际关系好、能走后门是一种本事、能耐，认为这是拥有公关能力。事实上在社会竞争中，这样的人往往会得到提拔重用，而讲求一是一，二是二，不愿走关系托门子的人被认为是无能，或缺乏公关能力。如果有人说自己从来不走后门，不托关系办事，是没有人相信的。即使真的出现这样的人，那么人们认为他不正常，有精神病。大家热衷于搞关系，走捷径，这恰恰是一种腐败行为。而大家“习以为常”又为其提供了土壤。在腐败分子收受的大量贿赂中，当然有一些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送的，但更多的是平民送的。有的腐败分子把送礼人的姓名和金额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被司法部门收缴。打开日记本查看，涉及人实在太多，令办案人员十分头疼。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曝光的腐败分子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对要犯的处理结果，至于对其他涉案者或有关人员的处理，往往就不得而知了。

按说贪污腐败分子应该是被孤立的，但有时恰恰相反，有些腐败分子不但不孤立，反而朋友很多，形成一个大大的关系网，因而司法部门惩治腐败分子时，往往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重重阻力，往往并不能轻易得手。因而在查处腐败分子时，虽然正义之剑在手，往往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司法部门如此，媒体也不能超然物外，就是被人们称为焦青天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其镜头只能对准县以下有问题的干部，我觉得这不能说《焦点访谈》力度不够，而是《焦点访谈》只能做到力所能及，其勇敢精神已经十分可贵了。腐败分子的能量往往“大得惊人”，这是因为腐败分子有其生存土壤。中国有句古话，叫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腐败分子为别人谋了私利，别人当然要感谢他，有的甚至成为至交、走狗。山西绛县那个“三盲”院长姚晓红，在其要被审查时，曾收到许多通风报信电话，有上面的，有下面的，可见姚晓红编织的网确实不小。姚晓红被绳之以法了，但姚晓红的网并未彻底撕破。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一定气候下，这张网中还可能出现第二、第三个姚晓红。此外还有那个曾当过江西副省长而因腐败被处决的胡长清，爱好给商家题字，收润笔费，于是“东也糊西也糊洪城上下古月胡”。可胡长清一倒，洪城出现了铲字热潮。胡长清依靠权势“卖字”，这明明是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可那么多人为其腐败捧场，甚至趋之若鹜。而现在大家铲字，好像是出于对胡长清的愤恨，其实不然。胡长清以字创收，这是公开的腐败，大家未必不知。而胡倒了，胡的字由香变臭，臭字何用？这大概是铲字者的心态。我不知道这些铲字者是否认识到他们已经参与了腐败，而司法部门如何看这件事就不得而知了。

我觉得，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加强制度法制建设，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也十分必要，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腐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现在腐败有了一定的民间基础，对于这样一个深入民间的基础，我们必须有清醒和足够的认识，认识到腐败分子与百姓的那种微妙的联系，从根上铲除腐败，推进社会进步。

古语说：新竹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愚以为，斩去恶竹，最关键的是消除恶竹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免旧的恶竹被斩，新的恶竹又冒出来。

（原载2000年10月23日《鄂尔多斯日报·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