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认识到，促进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包括他们能够利用经济机会的自由——有着重要的和显著的意义。正如上一章中讨论过的，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促进"因素。这些所谓的“社会”变量在培养经济进步中的作用，近来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受到广泛注意。当然，这个主题有些陈旧，像斯密、杜尔哥、孔多塞、穆勒、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都毫无争议地认可这种作用。

考虑到当代世界对基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广泛认同，印度明显忽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就显得更加惊人。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教育问题不知何故被排除在关注焦点之外，尽管最近经济政策急剧变动，但这种忽视仍在继续。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也存在类似情形。尽管巴格瓦蒂和斯里尼瓦桑(1993)清楚地论述了经济改革的挑战，却完全没有谈到教育和健康问题以及它们可能促进对改革中产生的经济机会的运用。他们所讨论的“基础设施”问题——目前其实状态不错——仅限于交通和发电。这里错过了一个质询关于印度行动计划中不平衡的老问题的机会。这个话题与上一章论及的将经济改革看成是自我独立的倾向有关，它没有把改革看成与社会政策的失败相联(与更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变化一起，要求社会项目，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激进变革)。

教育和健康至少在五个方面对个人自由有显著的价值：

(1)内在重要性：受教育和健康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成就，有机会得到它们对个人的实际自由有直接重要意义。

(2)工具性的个人作用：个人的受教育和健康能帮助他做很多事，这都是有价值的。比如，在得到一份工作或更普遍地利用经济机会时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随之而来的收入和经济手段的扩大转而又能增加人们获得他人重视的功能的自由。

(3)工具性的社会作用：更多的识字和基础教育能促进对社会需求的公共讨论，鼓励有见识的集体需求(如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转而增加公众享受的设施，提供更好的有效服务。

(4)工具性的程序作用：学校教育程序甚至能获得确定的正规教育的目标之外的好处。例如，童工与未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密切相关，推广学校教育能减少在印度普遍存在的令人苦恼的童工现象。学校教育使年轻人之间保持联系从而扩大了他们的视野，这一点对年轻的女孩子尤其重要。

(5)授权和分配作用：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识字和教育能增加他们反抗压迫、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获得更好待遇的能力。不仅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家庭之间，而且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再分配的功能都很重要，因为有证据表明，更高的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减少了基于性别的不平等。

这些影响不仅对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人起作用，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作用。例如，一个人的教育能力对其他人有用(如，让他读小册子或解释通告)。人际联系还有政治意义，比如整个社区都能从社区内受过教育的某个团体的行动引起的公众注意中受益。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能运用的经济机会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后溯关联和向前联系，也为他人开拓了更多机会。不通过广泛的“社会选择”法将难以评价教育的作用。由于发病率、预防性保健和诊治的明显外溢性，在健康问题上也有类似的内在联系。扩大的健康和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对个人的作用。

经由不同的相互联系，教育和健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能起重要的战略变量作用。因此，缺乏恰当的教育和健康政策，对于评价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印度在致力于发展所取得的有限成功有着深远的意义。仅仅关注自由化和取消管制的改革政策无法纠正过往行动计划中这方面的失败。

消除阻碍生产的政府控制，确实能扩大许多人的社会福利。但是，要改变严重抑制大多数人实际社会机会的环境(如文盲和健康不佳),这些非约束性改革必须辅之以对现行教育和健康公共政策的彻底改变。不管从社会机会的内在重要性还是工具性作用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我们都不能忽略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