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它像增长经济学的私生子。发展经济学的缘起中显然有一些来自增长经济学以外的影响，但人们对这些影响采取怎样的作用形式还不太清楚。至少在一点上，这个后代与真正的“增长经济学之子"没有差别，即它们都追求人均实际收入增长。

央·利特尔(Ian Little)准确表达了这一见解，他在《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中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广义上包括从斯密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的所有著作"的领域。这里发展经济学无疑是关注收入增长。但是，央·利特尔提到的那两位经典作家，也就是斯密和穆勒，的确写了很多关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著作，他们把收入看成是达到重要目的的不同手段之一，并广泛讨论了这些目的的性质——与收入极为不同。

界人口增长1.3倍，中国增长1.2倍，印度则增长正机会。斯密、穆勒和其他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对人们能够做自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的基本重要性很有兴趣，因此他们认为过有意义生活的自由具有内在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他们相当广泛地探讨了二者的联系，一边是收入、财富和其他经济环境，另一边是促进更基本的目标的经济政策。斯密和穆勒都不反对以更宽阔的视野观察我们现在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甚至把尼赫鲁的那份要做之事的清单也包括在内。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也日益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从更包容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的性质。一种看发展的方法是，根据公民享有的追求他们重视的目标的实际自由的扩大程度，一般而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能力的扩大可被看成是发展过程的核心特征。

一个人的“能力”显然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概念。人的一生是他或她从事的一系列行为、或达到的某种状态以及由此组成的“功能”集合——个人的存在和行为。“能力”指的是个人能够选择的不同功能组合。因此，能力本质上是种自由——个人拥有的决定过何种生活的可选择范围。根据这一观点，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穷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缺乏真正的机会——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去选择其他生活方式，即使是低收入、缺少财产和一般被视为经济贫困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与它们被剥夺能力的功能相关(即它们大大限制了人们过有价值的宝贵生活的选择)。因此贫困最终就是一种“能力的剥夺”,这里不仅要注意二者在概念层次上的联系，还要注意它们在经济调查和社会或政治分析上的基本联系。就像本书经常做的那样，在我们关注诸如有正常生命期的自由(不因夭折而衰减)、读写的自由(不受文盲的局限)等基本能力被剥夺时，必须始终记住这种更广泛、更基本的对贫困的看法。虽然"贫困"这一术语不会公然出现在这种语境中，但我们的潜在关注是被剥夺和穷困的生活。即使是从更传统意义上关怀经济贫困(表现形式为收入不足),根本动机也还是贫困对能力被剥夺的强大影响。

作为发展基本目标的人类能力的扩大，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中从未被完全忽视过，但这些作品主要关心经济增长的产生，即扩大国民生产总值及相关的变量。人类能力的扩大显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强(即使就狭义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而言),但是，(1)除经济发展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2)经济发展对人类能力的影响非常不确定，它取决于发展的性质(例如，就业密集度如何，由发展而获得的经济收益是否被用来补偿最贫困者)。

最重要的是需要判断不同的政策对扩大公民享有的能力的影响(不管能力的扩大是不是由实际收入的增长产生的)。这与被认为是优点的根据对实际收入增长的贡献判断经济政策的标准做法差别极大。对这种做法的争论不应被看成是鼓励人们忽视经济增长在扩大人类能力等基本目标上的工具性作用的重要性；争论主要是分清目标和手段。

印度和其他地方近来试图避免官僚政治的阻碍，开辟市场机会，就这一变革对经济扩张造成的预期影响而言，它基本上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增加了经济产出和收入。正如巴格瓦蒂(Bhagwati)和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1993)的半官方的权威报告所言：“这些结构改革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在创造适当的收入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上显然失败了"。这确实是精彩的原因分析。另一方面，关注产出和收入的理由在于它们的增长将最终影响人们实际享有的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分析经济发展必须注意因果关系，也要注意有助于提高人类能力的其他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不能只根据它们对收入和产出的作用判断经济发展计划的成功与否，还必须重视人们能够享受的生活这一基本层次。这不仅在评价当代印度的经济改革和目前的经济政策时适用，对评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