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台湾国际艺术节及香港艺术节陆续尝试“原创”歌剧制作。台湾钱南章《画魂》、《落叶·倾城·张爱玲》（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是德国作曲家佑斯特谱作的40分钟小型室内歌剧）及香港陈庆恩的《萧红》，故事皆以女性为主角，且《落叶·倾城·张爱玲》、《萧红》皆以室内歌剧形态创作，降低成本之余，力求小而美。

《萧红》2013年于香港艺术节首演，10月31日、11月1日随“2014香港周”来台演出两场。《萧红》登台，艺术节主办单位抱有期待，如同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何嘉坤所言，台湾民众对于文学具有高度兴趣，应该更可能被主题吸引。然而萧红这位只活了31岁的民国女作家，在大众心目中，比不上张爱玲及《画魂》的主人翁潘玉良的知名度，近来虽因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稍有提升，但由汤唯主演的电影后劲不强，萧红对于一般大众还是陌生名字。

萧红的故事，观众是否熟知，虽与歌剧制作成功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但当萧红31年人生浓缩在75分钟的舞台上时，观众能否跟着剧情铺陈而走进萧红的戏剧性人生，这个前提相对变得很重要。

先来谈谈歌剧与舞台剧形态的差异。歌剧在以音乐为本的情况下，对于故事的陈述，多半抽取精髓，直接命中文本中几个戏剧性的亮点，重点刻画。舞台剧的对话可以丝丝入扣，任何过场可一磨再磨，言语的抽象、剧情的破碎可变成一种风格。两种艺术类型有很大差异。

歌剧《萧红》中，明显可见编剧意珩是以舞台剧的手法进行歌剧的铺陈。整剧文字使用趋于抽象，虽然试图以诗意营造氛围，但用词甚为拗口，提高了入乐的困难度，导致作曲家陈庆恩只好选择以宣叙调处理许多段落。宣叙调使用过多的结果，是情感和戏剧性大打折扣。

如果整出歌剧只以萧红生命的某一事件或阶段为主轴，观众或许比较容易聚焦。但是，《萧红》野心很大，刻画的是萧红的一生，究竟希望观众看到怎么样的萧红？甚至为何要以萧红作为创作题材？导演和编剧必须进行交代。然而萧红本非一般观众熟悉的人物，编剧给的提示又不多，观众欣赏到最后，大都仅留下一些片段印象。

序幕，萧红走向生命尽头；第一幕，她逃脱传统婚约，爱上报社编辑萧军；第二幕，与萧军不时发生摩擦，鲁迅的出现指引她的道路；第三幕，萧红怀孕，作家丁玲劝她去延安，她拒绝后前往香港；尾声，在香港结束人生。在这种叙述铺陈下，整剧终了，挑起的是更多的疑惑：萧红的文坛地位？她和萧军结合的理由？她和鲁迅的关系？她的怀孕？她为何选择香港？香港艺术节为何要挑选此题材，创作这出歌剧？

《萧红》是意珩首次的歌剧创作，也是陈庆恩第一出歌剧作品。音乐上，由于陈庆恩演奏民乐出身，他在西方室内乐编制中，加入笙、琵琶和二胡等民乐。剧中民乐器的独奏片段，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角色内心的纠结与不安，以琵琶的轮指加强戏剧效果；二胡的绵长琴音，衬托情感的波动。

第一幕，萧红对抗传统的媒妁之言准备逃婚，在此陈庆恩让歌队唱出程式色彩极强的农村乐，象征一种旧时代思想的禁锢。场景一转，萧军出现并与萧红一见钟情，成为拯救她逃脱束缚、迎接新时代的救赎者。在此，作曲家巧妙地将现代乐的旋律与农村乐进行交迭对位，透过现代乐风唱出自由与新生命。

陈庆恩的音乐，虽然不时有精彩铺陈，但在声音处理上，似乎可以更大胆。或许因文本已预设框架，歌唱的部分多半为独唱，缺乏重唱等其他形式变化。譬如萧红与萧军的摩擦，应可透过重唱的设计，凸显貌合神离的状况；萧红对鲁迅的崇拜之情，以及鲁迅对于萧红的欣赏，也不妨借由重唱“隔空”对话。

《萧红》的舞台设计由曾文通负责，台上一池水展现了他的高明手法。序幕中，由女高音邝励龄饰演的萧红，双脚踩入水中，此时的她正迈向人生的尽头。水在此有许多影射，可象征她漂泊的人生终结在四面环海的香港。水也可以被解释成河流—那条位于哈尔滨的呼兰河，它串联着萧红与家乡的关系，她无论如何挣扎，总是脱离不了自己生命的根源。

香港艺术节当初委创《萧红》时，抱持一定的使命，包括给香港年轻歌手提供一个练功的舞台和表演的机会，若以香港音乐橱窗的角度观察此创作，声乐家的确维持在一定的表现水平，尤其是饰演萧红的邝励龄，从声音、肢体至情感表现均到位。

平心而论，当前版本的《萧红》未达成熟，还属于初胚，尚待修整细节，才能趋于完善。2015年香港艺术节再接再厉，委托陈庆恩谱写另一出歌剧《大同》，并沿用多位《萧红》中的歌手。《大同》往前的步伐要如何调整，《萧红》应该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