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丰神俊朗，长于思辨；诗歌任情率真，回味悠长。然而，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真正的瑰宝，还当推词。

在词的历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是勘与唐诗相媲美的艺术成就。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在宋朝词坛上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自成一家。总体上，宋词不仅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在题材内容与风格倾向上也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作为一种晚近出现的文学体裁，词萌芽于唐，成长于五代。及至两宋，则巍巍然已成一大观，绽放出美丽耀眼的光芒。宋词多配合音乐演奏，句式长短不一，故又称长短句。唐末著名词人温庭筠善写女子闺情，浓艳精巧，清新明快。其名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以极简的笔画勾勒出深闺女子无人能识的美丽与哀伤，渲染出花间月下的闺情绮怨，进而开创出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到五代时期，花间派名家辈出，尤以较为安定的西蜀、南唐两地为最。后蜀主孟昶广政三年（940），出身书香门第的赵崇祚编订中国现存最早的词选集《花间集》10卷，收录韦庄、欧阳迥、温庭筠等或在西蜀为官，或出身蜀地的18位词人的作品497首，囊括菩萨蛮、浣溪沙、清平乐、虞美人等77调。而同时期的南唐也涌现出诸如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作词大家，词风清新俊逸。其中，后主李煜经历了亡国变故，在词作上也以此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记录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绮丽柔靡。如其作《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以“红锦”、“佳人”描摹出奢华的宫廷生活。南唐灭亡后，迁居汴梁（今河南开封）的李煜创作了大量忧伤凄苦，哀婉感人的词，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心境，抒发“天上人间”之感，令人唏嘘。

花间词与南唐词，奠定了宋词清丽柔美的风格基础。宋初，词坛继承五代遗风，多作小令，尚未形成独特的时代风貌，缺乏开拓性与独创性。然而，进入11世纪上半叶，随着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与欧阳修等词人登上词坛，宋词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较早时期的晏殊与欧阳修，在继承五代柔软婉丽词风的基础上，逐渐开始革新求变。晏殊少年得志，一生仕途顺利，作为太平宰相尽享富贵。然而，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即使身处优裕闲逸的生活之中，仍旧不忘记对人生进行体悟与反思。认识到生命局限与人生短暂的他，时常发出诸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晏殊《破阵子》）的感慨。

与晏殊相比，欧阳修一生仕途多舛，几度浮沉，故而对人生命运的变幻与官场的波谲云诡有更深的体会。加之他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日常生活则颇风流放任，使得他的词作既有抒发人生体验与心态的“雅词”，又有贴近生活、带有浓厚“世俗之气”的“俗词”；另一方面，欧阳修借鉴和吸收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首先主动向民歌学习，进而造就了其词作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如此，欧阳修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推动词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

此后，范仲淹以其在军旅生活中拓宽视野的词作为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词作中已全然不见花间词的旖旎，亦无晏殊、欧阳修的睹物伤情，感怀生世。取而代之的，是边塞世界的萧瑟与肃杀，流露出的是满目苍凉以及对战争的焦虑。范仲淹的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苍凉沉郁的风格开启了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与范仲淹同时期的张先一生顺遂，所作词章多以听歌看舞、悠游花丛为主。他打破了词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只用正统诗歌唱和赠答的惯例，创作了大量赠别酬唱的词章。这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此外，他率先在词中使用题序，记录作词的初衷。此后，苏轼等人纷纷效仿，在词作中大量使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使词有了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王安石词仅存29首，却和范仲淹一样，注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反思历史与社会现实。其著名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在感叹金陵城繁华景象的同时，不由心生感慨。这个六朝古都，经历了多少战火洗礼，见证了几多盛衰浮沉。可叹的是，历史之所以常常似曾相识，只因人们的善加遗忘。其对历史的凭吊，对现实的思考，令人深受启发。这些词作，引导宋词风格逐渐由狭隘的女子闺怨、宴饮唱和向抒发自我、伸展志向转变。待到柳永登上词坛，宋词的转变更加鲜明，取得了累累硕果。

唐至五代，词的创作体式以小令为主。小令体制短小，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与之相对的，是篇幅较大的慢词，少则八九十字，多至一二百字。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小令与慢词两种体式平分秋色，同时扩大了词的容量，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柳永对宋词的贡献是难以言喻的。一方面，他首创了100多种词调，使得词的体制渐趋完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短调令，不断丰富和拓宽着宋词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他在创作方向上将词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市民生活，展现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所用语言亦多市井俚语和俗语，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他的词作中，不仅有大胆泼辣，敢爱敢恨的世俗女性，以“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柳永《定风波》）冲击终日愁眉紧锁，自怨自艾，“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鹊踏枝》）的深闺女性。还有情场失意女子的哭声，强烈的苦闷幽怨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充满生活气息。“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柳永《满江红》）柳永笔下的女性，虽为情所困所伤，却未曾压抑自我，反而释放出耀眼的生命光彩。这份光亮，不仅来自普通市井女子，还包括下层不幸的妓女们。

由于仕途不顺，柳永长期流连坊间，与歌妓交往频繁。因而在他的词中，有相当部分描写歌妓的佳作，或称赞其“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柳永《少年游》）的品性，或赞美其“丰肌清骨，神态竟天真”（柳永《少年游》）的姿态，以及“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柳永《木兰花》）的卓越技艺，更同情其“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往事，暗心伤”的不幸遭遇，传达其“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的心愿。柳永身为文人墨客，真诚地关心着这些烟花女子的命运，着力表现她们的美丽，尊重她们的人格。

在柳永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个飘**着烟火气息，充满活力的宋朝中国。那里有“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鳖山耸，喧天箫鼓”（柳永《迎新春》）的东京，有“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柳永《瑞鹧鸪》）的苏州，还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的杭州。此外，还有洛阳、益州、会稽、金陵……一首词，一座城，一幅画，一个世界，一代风华。

作为第一位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惠及后人无数。其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后人以启示。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这些在宋朝词坛上熠熠生辉的大家，无不深受柳永的影响，共同开创了宋词的高峰。其中，苏轼对词的改革使其最终突破了“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

首先，苏轼打破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在此基础上，他主张词章创作应“自成一家”。这种主张，使得他在创作时更加注重个人的表达与探索，虽受惠于柳永却不囿于柳永，最终开创了展现男性豪迈气概的豪放派词风。

在苏轼所创作的词章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志怀高远、心胸远大的生命。“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苏轼《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纵使读文章千百，却不被前人所惑，而是按照自我心性，追求属于个人的理想世界。这份豁达，令其历经挫折后的哀愁大为减弱，更凸显出宁静致远的宽阔胸襟。其后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更是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一个意气风发的苏轼形象。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一腔报国之志好似喷涌而出，令人激动。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抒发个人豪情，彰显进取精神，突出男子气魄的词章，继范仲淹之后正式开创了豪放派词风，更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此外，苏轼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咏史怀古在词中亦有展现。他在感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同时力求自我超脱，保持坚强乐观的信念与超然的人生态度。个人求索之外，他对亲情的描写同样令人动容。如中秋佳节之际，怀念弟弟的他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的千古名句。又如其著名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意境凄美，情感浓烈而真切。苏轼对亡妻的思念，字字泣血，读来**气回肠，心中哀伤与艳羡交替。这是一位多情的文人，一个不忘至亲爱人的血性男儿。苏轼的词，在抒发个人意气的同时，带领我们走过他蜿蜒曲折的人生轨迹，跟随着他的悲喜哀愁领略时代潮流的汹涌变迁。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苏轼在散文、诗歌、词章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艺术风格为后人争相效仿，而其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宠辱不惊、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俯仰寰宇、包容天地的广阔胸襟，更是为后来的文人树立了典范，在历代影响深远。其后，11世纪中叶的北宋词坛，出现了两大创作群体，群星璀璨，光耀千古。其一便是以苏轼为核心，由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人组成的苏门词人以及晏几道、贺铸等相关词人群。其二则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供职于大晟乐府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人构成的大晟词人群。前者注重抒情言志，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囿于音律规范，可读性强；后者则重视词的协律可歌，抒情节制，力避豪迈，追求词艺。两大群体开创了词章发展的两条道路，奠定了南宋词章发展的方向。

苏门词人群中，黄庭坚的词作追求雅俗并重，致力于自我刚直倔强个性和乐观人生态度的表达，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秦观追随苏轼脚步，一生亦饱受宦海波谲云诡之苦，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脆弱的心性下精神饱受打击，早早离世。然而，他的词作在宋朝词坛上仍旧独树一帜。敏感纤细的性格，使得他虽为男子，却真正写出了男女情爱至纯无暇的境界，予人至高的情感享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在他笔下，爱情变得无限美好，令人向往。而其“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的慨叹，升华了爱情的高度，引导人们见识更加豁达、从容，意蕴悠长的爱情。

柳永、苏轼等人的努力，使慢词大行其道。然而，同时代的晏几道却反其道而行之，仍旧遵循父亲晏殊的“花间”传统，以小令书写**气回肠的男女情爱，对象明确，情感真挚。“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在他的词作中，爱情成为一种纯精神性的追求，更成为一张特色鲜明的名片。

大晟词人群的代表人物周邦彦，一生支持变法新党，故而也在新旧党争的交替中浮浮沉沉。他的词作长于铺叙，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回环往复，交错叠印。他在怀古咏史中抒发人生起落无常的感慨，宣泄漂泊人生的倦怠与无奈，情景交融，交错往复，跳脱无踪迹。且善于用典，能将前任诗句融入词中而浑然天成，有如己出。如《西河·金陵怀古》中“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皆由化用唐朝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等诗歌而来，似曾相识，却又自成一体，意蕴更丰。此外，他所创作的词调不仅数量众多，且用字高雅，较之柳永等人更符合南宋文人的趣味，因而在南宋受到广泛尊崇与效法。

两宋之际，在靖康之变的冲击下，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李纲以及陈与义等一批“南渡词人”登上词坛。由于时代剧变，他们的创作也往往被鲜明地割裂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生活安逸，所作多为闺中情爱，且好吟风弄月，创作光芒往往为周邦彦、贺铸等人所掩盖。靖康之变后，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民族耻辱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自觉，开始追随苏轼等人的词风，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具体到现实，他们的目光从闺房、书斋中走出，走进芸芸众生，有意识地关注普通民众在战火纷飞中的苦难，心中的家国责任感进一步唤醒。然而，对天下兴亡抱有强烈抱负心的他们，在现实面前却往往深受挫折，进而为其词作增添了难以消除的沉郁苦闷之气。在北宋词的基础上，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强化了其时代感与现实感。

这一时期，女词人李清照以其清雅婉约之姿，在宋朝词坛上书写了难以磨灭的佳话。她的一生深受时代洪流的影响，早期的幸福甜蜜随着金军南下而烟消云散，后期的颠沛流离亦拜金人所赐。故而她的词作中，既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美好爱情与离愁别绪；又有南逃丧夫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的孤独凄凉、悲痛哀婉。女子情态下，还藏着一颗坚毅勇敢的心，以至在品评古人时发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的豪迈心声。李清照的词用字虽简却精妙清亮，风韵天然，语言清新素雅，巧夺天工。这使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之一。

与李清照同时经历了南渡之苦的朱敦儒，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自我抒情的词风，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他的青少年时代，“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朱敦儒《临江仙》）。放浪形骸的生活下，是一颗追求独立自由的心。朝廷征召时，他断然拒绝，并写下了“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的词章以明志。

靖康之变，洛阳城破。朱敦儒仓皇逃亡东南，辗转岭南避难。南奔途中，灾难不断，他的词风亦由飘逸洒脱变得凄苦忧愤。“放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朱敦儒《卜算子》）被战火所迫，远离家乡之人，好似风雨中迷失的南飞之雁，前途未卜，生死难依。国破家亡，“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朱敦儒《相见欢》）。其间的忧愤与伤感，溢于言表。

面对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南渡词人们逐渐放弃曾经或闲适或放浪的生活，开始积极关心国家命运，甚至投身仕途，投笔从戎，以期报效国家。在他们的词作中，不仅有对战火肆虐的真实描写，有对普通民众苦难的切实陈述，也有誓死抗击金人的一腔热血，以及对统治者不作为、一心苟和的愤慨。如曾协助李纲指挥汴梁保卫战的张元干，目睹了汴梁城下哀鸿遍野的惨烈景象，体会过山河破碎的悲伤后，愤而写下“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词句，更发出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呼声。然而，面对最高统治者不顾大局、一心南逃的现实，词人满腔无奈，只道“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又如早年“睡起流莺语”（叶梦得《贺新郎》）的叶梦得，在熊熊战火中，亦唱起了“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叶梦得《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他们焦急于国家的灾难，渴望大展身手，保家卫国。其中的豪情壮志，令人胸中激越。而站在国家剧变第一线，率领大军以血肉之躯抵抗金兵南侵的李纲、岳飞等人，也将其奋不顾身、誓死保卫疆土、收复河山的精神彰显于词作中，成为这个时代抗金救国的最强呼声。

靖康之变中主持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其《苏武令》中表达了坚定的救国救民信念：“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强烈的节奏感，恰似词人勃勃跳动的心脏，是扫平寇贼，迎回徽、钦二帝的一颗赤子之心。纵使被罢职，李纲仍旧以慷慨激昂之势盛赞历史上征战沙场的圣君勇将，期待“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李纲《喜迁莺·真宗幸澶渊》）的实现。

当李纲等人请命呐喊时，血战沙场的岳飞则在戎马倥偬中留下了响彻天际的雄壮呼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车长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身为军人，保卫山河本是天职所在。然靖康一役，敌寇入侵，汴梁梦碎，君王被掳，生灵涂炭。这一切，于军人而言，是莫大的耻辱。激**于胸中的愤怒，“还我河山”的迫切愿望，酝酿出了词人胸中直上九霄的朗朗气魄，令人气血翻涌。

历经绍兴和议，宋金对峙局面逐渐形成。安定下来的局面，为词的创作重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2世纪下半叶，南宋词坛上再次出现大家辈出、名作纷呈的局面。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将词的创作推向高峰。

“中兴”词人，首推辛弃疾。作为战后出生于金人统治区的汉人，辛弃疾对金人的残暴统治，对收复故土的强烈渴望与李纲、岳飞等人一脉相承。他一生希求征战沙场，驱逐金人，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然而，这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却与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背道而驰。历史的错位注定了辛弃疾的悲剧命运，加之南宋对南归的“归正人”的猜忌与歧视，使得他壮志难酬，只得在地方小吏上辗转迁徙，抑郁而终。

现实的不如意，促使辛弃疾将胸中剑化为手中笔，用词来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与虎啸生风、豪气纵横的英雄气概相得益彰，辛弃疾的词“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辛弃疾《临江仙》），情怀胸中激烈，意象雄奇飞动，境界雄伟壮阔，语言雄健刚劲，使得辛弃疾词成为宋词史上的一座丰碑。

宋朝词坛中，苏轼和辛弃疾都曾凭吊过赤壁。然而，苏轼在感叹赤壁的雄壮开阔，赞美赤壁之战中周瑜的运筹帷幄之后，仍不免发出“人生如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感慨，流露出典型的文人心态，不免有英雄气短之感。然而，辛弃疾凭吊赤壁，却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辛弃疾《霜天晓角·赤壁》）。面对赤壁的“惊涛拍岸”，辛弃疾表现出了直上云霄的昂扬斗志，是天地唯我一人的雄阔意境。这种英雄本色，贯穿于他的词作中。纵使英雄失意，落魄江湖，仍不忘壮志报国。平生所愿，唯有“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碑古亭怀古》），“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辛弃疾《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从少年时代的横戈马上，到中年的壮志难酬，再到暮年的隐居田园，错误的时代令英雄的人生每况愈下。尽管辛弃疾在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甚至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优美乡村画卷。然而，一系列不如意终究将他身上的英雄气概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辛弃疾《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的落寞与悲哀。这是一个被时代亏欠，被怯懦、自私的庸人集体拖垮的人。身处时代洪流中，我们总在不知不觉间便充当了恶的帮凶，抑或被滚滚潮水淹没，成为无可名状的悲情传说。辛弃疾的词，值得我们反复品味，铭刻心头。

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终身布衣，游历过淮楚、荆湘、合肥、湖州和杭州等地，以其清高耿介的个性安贫自守，为传统婉约词输入了清冷雅俊的气质。他所描写的爱情，较之于北宋有了不同的色彩。“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他不仅着重表现离别后的相思之苦，还以冷色调将情爱高雅化，使其拥有了超尘脱俗的韵味。

与此同时，他的咏史怀古词亦别有一番沉静悠远之风。他在白描之外，加入侧面描写，勾勒广袤渺远的意境，令人生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如其《声声慢》：“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一番描写，犹如以字为画。一步一景，清晰可见、可闻、可感。又“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以古人喻于己，更深一步地传达出对山河破碎的忧伤。后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波心**，冷月无声”，以一桥、一月、一清流，勾勒出一幅静中有动的画面，清俊空灵，韵味无穷。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仍旧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词人。但其创作思路与艺术风格，大抵已不超出自北宋以来开辟的道路。待到南宋灭亡，词坛亦是一片哀声。唯有坚持抗元的文天祥，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唱出了13世纪最后的高歌：“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人生翕炊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文天祥《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这是两宋词坛最后的辉煌。此后，随着一个大时代的终结，词终究走向没落，再难崛起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