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诗词之外，小说在宋朝亦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宋朝以前，先秦神话寓言、六朝志怪、唐传奇，多出自文人之手，附会神迹奇闻，且尽用文言书写，仅供阳春白雪之人欣赏。及至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由民间艺人口头创作、语句通俗活泼、反映市民生活的话本的蓬勃兴起，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局面。

“话”即故事，讲故事名为“说话”，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叫“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即为“话本”。说话的内容，有灵怪、传奇类，公案、战争类小说；有讲述佛教故事、参禅悟道类经变，有讲说前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的讲史以及浑话等。其中，小说和讲史最受欢迎。说话人各有所专，各展所长。如北宋末年的汴梁，就有专说三国故事的霍四究，说五代故事的尹常；南宋临安城内，则有小说名家蔡和、孙奇等52人，讲史名家乔万卷、周八官等23人，说经名家长啸和尚等17人；金朝西京大同，又有五代史名家刘敏，小说家张仲轲、贾耐儿等人。他们不仅驻扎于城市中热闹喧嚣的勾栏、瓦舍内，还经常游历至郊野乡村中，为人们带去喜闻乐见的故事，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此，南宋诗人陆游曾撰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生动鲜活地刻画了乡间民众为听蔡中郎“说话”而聚集的热闹场面，散溢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说话”艺术的流行，首先归因于宋朝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唐末至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扬州、益州、汴梁、临安等大型商业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众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市民们带来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基本生存之外还对精神娱乐生出了极大的需求。瓦舍、勾栏里，终日有市民流连于此，享乐消费。在市场的旺盛需求下，为满足市民精神生活而创作的“说话”即诞生了。其次，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政策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以及有一定文化水平与欣赏能力的普通市民。前者在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往往成为“话”的创作主体，进而推动了一批优秀“话本”的诞生；后者则以消费者的姿态迫使前者不断努力改进，进一步推动“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然而，话本作为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只起到帮助说话人编织故事与组织语言的功效。说话时，创作者必须脱本发挥，并当场接受听众的考验。因此，优秀的说话人必须善于掌握故事的相对完整性，对情节发展、人物相貌、服饰、举止行为、来去踪迹同样有着清晰的把握。此外，他们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探析听众心理，根据听众喜好编织出跌宕起伏、完整精彩的故事，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为此，说话人在正式上场前，都会在话本方面做足功课，而这也为话本艺术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程式。话本一般包括入话序诗、头回（开篇）、正文、片尾结诗等几个部分，长篇话本还有分回与目录。每到悬念叠生处便以下场诗结束，留给听众一个谜团，极为吸引人。

两宋的“说话”艺术，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优秀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甚至流传至今。“说话”与话本小说，出生于市井之间，为市井小民服务，或讲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或以大众化的语言演绎神话传说，形成了以通俗易懂、充满趣味为主要特征的市民文学，代表了宋朝另一社会群体的印象，更奠定了后世章回体小说创作的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的勾栏、瓦舍内，除了侃侃而谈的“说话”艺术外，集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说唱、表演、美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戏曲也在悄悄生长。戏曲是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朝诸色伎艺不断融合的结果，其产生同样得益于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民间娱乐的商业化。民间艺人们出于盈利的目的，不仅在勾栏、瓦舍内进行演出，还往往在寺庙中设露台、舞亭、舞楼，甚至在空旷处临时搭建场地进行表演，足迹涉及偏远的乡间。他们演出的伎艺，主要包括歌舞伎艺、扮演伎艺与说唱伎艺。这些伎艺，构成后来戏曲的渊薮。

其中，歌舞伎艺有源自汉魏六朝乐府相和歌的大规模舞曲——大曲，有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梨园法部所奏大曲的“法曲”，有截取大曲后半部分形成的“曲破”，以及配合大曲演出的“队舞”，小型歌舞“转踏”等；扮演伎艺则有继承唐朝参军戏发展而来，以谐谑讽谏为主题的滑稽戏，包含牵丝傀儡、杖头傀儡和布袋戏在内的傀儡戏，用纸、驴皮或羊皮制作成皮影进行演出的皮影戏等；说唱伎艺则有基于话本的说话，始于文人宴会，以鼓节拍的鼓子词，联用同一宫调内不同牌的乐曲构成的赚词，以及联用诸多宫调许多套乐曲来讲故事，在唱词之间夹杂说白叙述的大型说唱伎艺——诸宫调等。其中，诸宫调与戏曲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它将不同宫调、套曲编缀在一起，讲述一个长篇故事。不仅乐谱的音节多有变化，文字亦散文与韵文相间使用，营造出变化多端，意蕴悠长之感。宋室南渡后，诸宫调的踪迹逐渐在南宋境内消失，却在北方金朝境内蓬勃发展。由无名氏创作的讲述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刘知远诸宫调》，董解元根据唐人元稹《会真记》改编创作的讲述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流传至今。

三种伎艺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宋朝戏曲的具体面目——杂剧。宋朝杂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制结构上则一般分为三节四段。第一节次为序幕性质的艳段，第二节次为正杂剧，分为两段，第三节次为散段。这种四段通例，奠定了元朝杂剧一本四折形式的基础。此外，完整的结构，还对杂剧的演出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推动着演员的专业化以及演员管理的专门化。演员中，属于教坊乐部、教乐所或钧容直（军乐班）的演员被称为“杂剧色”，来自民间者则称为“露台弟子”。同时，末、旦、净、丑等角色也有了专门的分工。随着时代的变迁，杂剧朝着系统化、规范化方向不断发展。

南宋时期，杂剧在中国的南北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在北方金朝的统治地区，杂剧变名为“院本”，进而发展为金元杂剧；而在宋朝统治区域内，杂剧则发展为宋元南戏。南戏由顺口可歌的乡间小曲发展而来，随性而歌，没有严密宫调的规范与束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众多南戏中，以浙江温州、海盐等地的最为著名，重要作品则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风流王焕贺怜怜》、《乐昌公主破镜重圆》、《韫玉传奇》以及《张协状元》等。这些作品多已散佚，仅《张协状元》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