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也抵达了它生命中的顶点。盛唐之后，诗歌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开始沉湎于颓唐、萎靡之中。及至唐末五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诗人们对现实充满失望与愤懑。精神上的痛苦，迫使他们将目光转向山水风光，恣意任情。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趋于唯美，内容多涉及游冶、艳情。

宋朝和平统一局面的到来，为诗歌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宋初诗坛却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宋太祖、宋太宗（960—997）时期，在徐铉、李昉等人的引导下，源于唐朝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以诗会友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为主要特色的“白体诗风”大行其道；宋太宗后期至宋真宗时，又出现了晚唐派；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讲究艺术形式甚于反映现实生活的西昆体兴起，并于宋仁宗朝达到顶峰。面对这一局面，古文名家王禹偁首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主张诗歌应以李白、杜甫为宗，开启了对宋朝诗歌的变革。王禹偁关心人民疾苦，拥有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这使他突破了元和体的范围，进而学习白居易讽喻诗的诗风，创作了一批深刻反映和揭露北宋初期社会矛盾、富于时代色彩的作品。他的诗歌风格古朴，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畅快淋漓，平易自然，开启了宋朝诗歌艺术形式上显著的散文化特征。

经过一系列对晚唐体、西崑体等五代文弊的矫正，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到宋仁宗朝时趋于成熟，并于宋神宗朝达到高峰。而宋朝诗歌的这种变化，同样裹挟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有重要意义的“古文运动”中。这次运动不仅确立了散文体的正宗地位，使骈体文从六朝以来600年间的优势走向终结，在诗歌方面也促使宋诗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在唐诗巅峰之后又创造了诗歌生命中新的高峰。

与散文一样，欧阳修主张诗或应言之有物，情真意切，真实反映内在的精神世界；或应经世致用，针砭时弊，积极发挥为国为民的社会作用。他十分推崇韩愈，重视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8]，既言穷苦，亦不避欢愉，关注生活中的真情切意，重视精神内核的表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欧阳修以议论入诗，集叙事、抒情于一体，并融入散文化手法，形成了流丽婉转的风格，不仅创作出了《食糟民》、《边户》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还吟咏历史兴衰，感慨人生无常，表现生活经历，抒发个人情怀。

此外，欧阳修的诗友梅尧臣也是这一时期诗风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梅尧臣一生仕途多舛，却十分关心时政。其所创作的2800多首诗歌，或以寓言的形式抨击邪恶势力，或直书其事，表达个人观点，或积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贫民的悲惨现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开始走向日常琐事，开拓现实题材，创作出充满烟火趣味的诗歌。他对诗歌创作领域的探索，拓宽了宋诗的范围，使得“平淡”成为诗歌艺术的创作风格之一。

与欧阳修、梅尧臣一同为诗歌风格革新做出贡献的，还有著名诗人苏舜钦。与梅尧臣不同，苏舜钦生性豪迈洒脱，反映到他的诗作上，就是强烈的豪放恣肆之气。他的诗歌情感奔放，无所顾忌，有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抨击北宋军队的陈腐怯懦，也有直斥统治阶层漠视民生，空发议论，还有直抒胸中愤懑，揭示黑暗势力，批判现实。此外，他的写景诗雄奇阔大，充满对大自然宏伟力量的赞美。在他的诗作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长空无瑕表露里，拂拂渐上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这样辽阔渺远的景色，也能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里读出诗人的开阔胸襟，看到一个直率自然、雄豪奔放的灵魂。

在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的努力下，长期以来流行的西昆派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得到矫正，王禹偁的诗歌创作风格得到继承与发扬。诗人们更多地注重思想内容，创作出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韩愈诗歌在内容上的广阔性特色，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将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应用于诗歌创作中，使宋诗趋向于平易、流畅，散文化与议论化。

继宋朝初年之后，王安石扛起了宋诗大旗。王安石的诗歌在基本特征上同散文一致，长于议论，重视实际功用。但他对诗歌的运用广于散文，将其作为抒情述志的工具，所书写的范围不仅囊括社会现实，更与左思、杜甫一般，在对历史抒发议论的同时传递个人的理念与抱负。作为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敢于挑战传统，开一朝之先例，有其常人所不能及的勇气、胸襟与气魄。这种情怀亦鲜明地反映在他的诗作《明妃曲二首》中：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昭君出塞，和亲匈奴，成就汉匈数十年之和平。然其背后与汉元帝之间错失的情缘，却令历代文人墨客感怀不已，只斥画师毛延寿下笔误人，徒留遗憾。然而，王安石大胆指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昭君的美态，本非画像所能传达。昭君错失汉元帝，流落异域，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不幸，画师毛延寿不过枉死而已。倘若停留宫中，纵使一朝得汉元帝青睐，“三千宠爱在一身”，岁月蹉跎，终究逃不过“咫尺长门闭阿娇”的命运。君王情义从来淡薄如水，深居宫中与远赴塞外，结局同样孤单凄凉，可谓是“人生失意无南北”。但远赴塞外的昭君，至少比深居汉宫多了一种可能，即遇到惺惺相惜之人，避免了孤独终老的命运，能有“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更有可能发出“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感慨。相较于前者，这或许是更加美好的结局。

在这首诗里，王安石一反前人观念，明确指出王昭君命运悲剧的来源。在他看来，昭君出塞和亲的悲剧并不在于使她错失了与汉元帝的情缘，而在于她必须以区区弱女子之力承担起一个国家的安宁与和平，必须从最美好的年纪开始，便在漫长的岁月中品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苦痛，忍受前途未卜的惊慌与无措。造成这种悲剧的，是无能的国家与软弱的君王。以一人之力肩负家国，可敬可叹亦可悲，故“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相较于过去的文人骚客，王安石看待历史的眼光是豁达而冷静的。他并不困顿于君恩如天的思想，未曾从帝王的角度去审视昭君出塞所带来的后宫的损失，也没有站在后人的角度，事不关己地歌颂昭君的伟大。他将目光集中到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王昭君身上，带领我们看到了昭君出塞真正的悲哀之处，让我们切身体会昭君的悲情。但在丝丝悲情中，我们又读出了诗人对于帝王情爱、人生境遇的另一重观点，即看到了一个拥有摆脱悲剧命运、收获幸福的可能的、积极勇敢的王昭君。这种勇敢，同样属于王安石，敢于冲破既有囚笼，探索未知。

晚年的王安石退居江宁，流连山水，一心修佛。平静的生活使得他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的意气风发逐渐隐去，大量写景诗与禅理诗取代政治诗，艺术技巧更加婉转流畅，语言运用更加精湛成熟。这些绝句使其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如其《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由近及远，勾勒了一幅散卧于青山绿水间、宁静致远的田园生活画卷，近景精巧，远景宏阔。跟随王荆公文字流转视线，胸中也不禁豁然开朗，同时收获赏心悦目与宁静祥和两种情绪。

然而，王安石的一生，终究怀有强烈的抱负。这使得他纵使身处逆境，处江湖之远，仍不忘家国大事与心中志向。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即使有优美的景色，有对生活强烈的热爱，仍少不了不甘失败的、略显悲壮的呐喊。在《楚天》一诗中，美丽的景色也因诗人内心的孤寂而染上了凄凉绝艳之气，尽管“楚天如梦水悠悠”，却是“花底残红漫不收”，暮春时节伤人心魄，以致“独绕去年挥泪处，还将牢落对沧州”。

王安石的诗歌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造硬句、险押韵，喜欢篡改古人诗句以为己有，好用典故，讲究对仗”，“通过议论来揭示自己的精神面貌，并在抒情诗中将精警的议论和生动的形象巧妙地融合为有机体”[9]。是故，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体》中将王安石诗歌列为王荆公体，在两宋诗歌领域独受尊崇。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王令英年早逝，但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出身底层，终身以聚徒讲学为生，关注底层民众，敢于为贫民发声，抨击时弊、书写抱负，意境开阔，情感奔放，风格雄伟。如其《暑旱苦热》一诗：

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诗人笔下的无力清风、飞山落日，构成了一幅盛夏酷暑图。字里行间，热气恍若弥漫而出，令人不经意间便深感其难耐。然而，面对酷暑造成的干旱以及炎热带给人们的痛苦，诗人表现出来的是对上天酣畅淋漓的嘲讽。人固然惧怕江海枯竭，但纵使至高无上如天，若河流干涸，也会因之惋惜。酷暑之下，诗人也不禁畅想昆仑积雪、蓬莱寒烟。然而思绪回转，若是不能以只手带天下人一同前往避暑，自己又如何忍心一人享乐？这种时刻心怀百姓的胸襟，跳脱开合的笔力，肆意奔放的情感，使得王令诗歌在北宋诗坛独树一帜。

北宋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还有苏轼。苏轼一生宦海沉浮，生活经历十分丰富。在他所创作的2700多首诗歌中，存在大量批判社会现实与思考人生的佳作，饱含诗人对现实的观照、嘲讽与批判。在他的笔下，有饱受蝗旱之灾的北方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苏轼《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也有水灾侵袭下的南方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苏轼《送黄师是赴两浙宪》）。还有承担沉重赋税与岁币压力的普通民众，“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苏轼《吴中田妇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朝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民众负担相对较轻的时代。但苏轼的诗歌，撕开了富裕的表象，带领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底层深处的社会情境。他以批判的目光，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积久不化的痼疾。

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煌煌大唐，立国百余载而兴，开元盛世名垂千古。然而，再华美的外表也挡不住内里的腐朽与隐忧。风流多情的唐玄宗为一杨贵妃而劳民伤财，上有所好下必奉之，举国为之倾覆，昔日繁华不再。然而，纵使光阴流转，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善于遗忘的人们，又再度上演起曾经的放浪与荒唐。“争新买宠”之下，受苦的始终是最底层的民众。身在其中的苏轼所能做的，不过是“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苏轼对现实的辛辣讽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危机正在酝酿的宋朝，而且让我们领略了诗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

现实于苏轼而言是充满挫折与苦闷的。但在苏轼身上，我们总能触摸到一个善于思考、不愿屈服的高尚灵魂。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规律。这令他的诗歌即使描写普通景物与日常琐事，也时常能读出别具一格的深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抓，飞鸿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这些诗歌中，自然现象上升为人生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不是生硬的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陈述而出，而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所谓理趣诗，即当如此。

尽管人生的大起大落也曾使得苏轼一度悲痛、沉郁，对现实充满愤恨与不满，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也能读到“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苏轼《寒食雨二首》）这样充满绝望的作品。但很快地，他总能从低谷中走出，在被贬黄州后将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变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轼《初到黄州》）的世外桃源；在被贬惠州后过上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二首》之二）这样充满趣味的生活。究其因缘，苏轼有着一颗宠辱不惊、豁达开朗的心，一个胸怀天下、抱负深远的灵魂。

在苏轼的时代，诗歌达到了巅峰。之后，作诗极其讲究法度，题材偏重于书斋生活，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及其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横跨两宋，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黄庭坚与苏轼为生平好友，其人生境遇亦与苏轼十分相似，一生在新旧两党的得势与失势之间载沉载浮。在他流传下来的1900多首诗歌中，约有2/3为思亲怀友、感事抒怀、描摹山水、题咏书画之作，表现出与王安石、苏轼类似的郁郁不得志的人生轨迹。但相较于王安石与苏轼，黄庭坚的诗歌拥有浓厚的文人气与书卷气，人文意向格外密集。他喜爱吟咏书画作品、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等与文人密切相关的物品，就连自然界的花鸟虫鱼，在他的笔下也充满了文人雅趣与书卷墨香。在其《双井茶送子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趣味：

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

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

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这首诗所写不过送茶小事，但在黄庭坚笔下，不仅有典故，隐约还有劝诫之意。送给苏轼的虽然是茶，却巧妙地藏着警醒其虽身为清贵，但不可忘却被贬黄州的深意。书卷气与生活气并存，是为黄庭坚诗歌的重要特色之一。

除此之外，黄庭坚诗歌还追求鲜明的艺术个性，追求“生新”。他坚持，“文章最忌随人后”（黄庭坚《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始终贯彻这种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包含多层含义，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又运用修辞，出奇制胜。在他的笔下，即使最常见的字词意象，也会经排列组合后勾勒出新奇的意境。如《寄黄几复》：

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一句，与“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面对二人生平的回顾与感慨，令人唏嘘。除此之外，黄庭坚诗歌声律奇峭，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致圆熟的声调，达到奇崛劲挺的效果。

黄庭坚诗歌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自成一体，被时人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晚年的黄庭坚平淡质朴，精光内敛，达到了老成的境界，不断走向平淡之美，引领宋朝诗歌的终极追求。

与黄庭坚同时代的陈师道，是苏轼门下的重要诗人。他视苏轼为师长，敬重有加，在诗歌方面却以黄庭坚为师。他一生苦寒，生活圈子狭窄，所写诗歌主要记录个人生活经历与人生感慨。但他作诗真挚诚恳，追求“宁拙毋巧，宁朴勿华”，形成朴拙诗风，切实地映照了那个时代寒士们的生活。[10]世人将其与黄庭坚并称为“黄陈”。从两宋之际到南宋，宋朝的诗人多有学习黄庭坚、陈师道者，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朝诗歌已基本定型。此后，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种倾向在靖康之变时被一举打破，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发生了深刻变化。

金兵攻陷东京时，江西诗派诗人吕本中正在城中。他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不仅描写了将士们的奋勇抵抗，也刻画了民众流离失所，遭受战火**的惨状，还控诉了敌人烧杀掳掠的罪行。“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吕本中《兵乱后自嬉杂诗》）其对遭受侵略的悲愤，对生民涂炭的愤慨，对杀敌报国的热情，力透纸背。他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感染时人。经历靖康之变的江西诗派，逐渐走出书斋，放眼家国民族，开始发出抗击入侵、保家卫国的呼声。

到南宋初，陈与义、曾几等人在吕本中成功转移诗风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爱国主题的诗歌。前者曾避乱南奔，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感受身世飘零，诗风雄浑深沉。后者虽几经离乱，但诗歌仍旧清新活泼，语言明快畅达，开杨万里先声。

陈与义、吕本中去世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登上诗坛。他们成长于烽火连天的时代，对家国天下的局势有更敏感的认识，同时也更具备独创精神与昂扬抱负，最终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取代了江西诗派在诗坛上的主流地位，开创时代新潮流。

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生于山河破碎之际，自小耳濡目染，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志向。陆游一生仕途不畅，有志难伸。然而，从始至终，他的报国热情未曾消散。即使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写下《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不仅数量庞大，且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至今仍流传着的9400多首中，有爱国主题的呐喊，也有日常生活趣事的吟咏，更多的是自身报国壮志和忧国深思的抒发。《书愤》中，作者字字珠玑，用心诠释了“愤”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虽是对年轻时意气风发，不识愁滋味的自己的嘲讽，却仍旧隐隐泄露出内心难以抑制的恢复河山的野望；“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东至西，宋金对峙局面跃然纸上，气势磅礴。远处已隐约传来隆隆鼓声，收复河山在望。然而，“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一切不过是自己的空想，岁月流失，英雄已白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六出祁山，志在中原。然《出师表》名垂千古，定鼎中原却已是传说。陆游胸中有万千丘壑，所作诗歌亦意蕴渺远，气势雄浑，纵横捭阖，读来令人思绪不断，咏叹连绵。

杨万里善写自然风物，喜爱发掘日常生活的情趣。理学功底深厚的他善于从日常小事中发现哲理，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于平凡中见真知，形成了独具面目的诚斋体。其最朗朗上口的是《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所写虽是初夏荷塘情境，泉水细流无声，树荫照水，一片静谧。然小荷初立，蜻蜓展翅，静谧中便突然显出些许动来，画面也霎时间充满勃勃生机，很好地凸显了初夏时节风光。

范成大一生曾出仕多地，视野开阔，诗歌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价值最大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1170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途中，他记录了中原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盼望收复河山的呼声，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皆一一记录于诗中。如《宜春苑》：

宜春苑

狐冢獾蹊满路隅，行人犹作御园呼。

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

又如《州桥》：

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隐退后，范成大又创作了大量田园诗，“蝴蝶双双入菜花，日落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第十五首）全面、真切地描绘了农村生活的各个细节。三家之外，尤袤诗歌作品多已散佚。其风格细润圆转，名重于当世。

中兴四大家后，宋朝诗歌逐渐平复下来。总体来看，宋诗成就虽然仍旧丰硕，但相较于唐朝，毕竟难以及其高峰。在中国古代繁华灿烂的文学艺术领域，宋朝欲实现异军突起，留下为后世所称道者，须得另辟蹊径，开前世未开之途，创后无来者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