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六(1 / 1)

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宋朝散文发展迅速且成就高超。然而,与以奇句、单笔为主的散文相对立的以偶句、复笔为主的传统骈文并未走向落魄和消失,反而与散文相互渗透,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四六。“四六”一词,出自唐朝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人因骈文的组成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并列或错综为主,所以摘取“四六”二字,代称骈文。

自中唐以来,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散文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宋朝在实际政治社会生活中大量文本仍旧采用骈文书写,这使得骈文在散文蓬勃发展的环境下仍旧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与活力。两宋文士,无不工于四六。而四六在宋朝文化空前繁荣的环境下,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获得了“宋四六”的称号。受散文的影响,宋四六在文体工整对仗的基础上,被注入了抒情议论的内涵与纵横捭阖的气势。

宋朝初年骈文多遵守唐朝时的规范,少有开拓与创造。至欧阳修时,他在吸收和运用骈文的长处大力发展散文后,又以散文积极反哺骈文。他一方面保留了骈文对偶声律的优点,另一方面则摒除了五代以来卑弱艳丽的风格,语言自然流畅,清新脱俗,开启了宋四六的滥觞,奠定了其散文化骈文的基调。此后,王安石、苏轼等人群起而效法之,形成了宋四六独特的风格。

宋四六拥有骈文讲究对偶的基本形制,剪裁工整,内里却有着散文长于议论、少用故事而多用成语的气质,且喜用长句,用词朴实,多用虚字以行气,气势充足且生出跌宕起伏之效。如苏轼的《乞常州居住表》云:“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置之死。”不独对仗工整,且内容充实,议论有序,气势磅礴,开篇即流露出震慑之意。

四六在宋朝的广泛运用,不仅使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如陶谷、徐铉、王珪、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汪藻、陆游、杨万里、真德秀、文天祥等名家,更催生了一批理论批评专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王铚撰写《四六话》一书,提出了不少关于四六文写作的重要见解;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谢伋撰《四六谈麈》,多从命意遣词着眼,对四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识见;此外,晚宋王应麟所著的《辞学指南》,针对士子应试博学宏词科的需要,给出了创作四六的具体指导,并选录了代表性范文,是了解宋四六在科举考试中作用的重要书籍。此外,《冷斋夜话》、《容斋随笔》等书中亦多评论四六的条文。至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彭元瑞辑成《宋四六话》12卷,孙梅辑成《四六丛话》34卷,皆是宋朝四六文的集录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