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文运动
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又东汉末年，道教产生，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逐渐形成了“儒、释、道”并行的局面。由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佛教与道教的兴盛使得自汉朝以来儒家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侵蚀，乃至岌岌可危。至唐朝中后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开展“古文运动”，主张以古文（即散文）写作。他在进行文学革新，提出“文以明道”的同时，倡导“儒学道统说”，即“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将传统中上承孔子的颜渊排除在道统的主线之外，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2]。
历经五代战乱，及至北宋建立与统一，宋朝初年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不仅使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渐渐活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儒、释、道思想的相互渗透。到北宋中叶，随着陈抟、周敦颐、张伯端的活跃，吸收佛、道学说以阐述儒学的新学派——宋学产生。在“宋学先驱”胡瑗、孙复和石介对儒学经典义理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为宋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使宋朝思想与文化焕发新生。
北宋的“古文运动”继承唐朝韩愈而来，并伴随着宋学的产生而不断壮大。在此之前，文坛上骈体文盛行，讲究声律，称为“时文”。为保证对仗工整，骈体文常以文害意，导致辞藻堆砌，不得其要领，不切于实用。宋初，梁周翰、柳开等最早开始尝试以古文写作。“其中柳开明确他写作古文的目的，是要继承韩愈的文统和道统。”[3]然而，直至欧阳修，五代以来“文体卑弱”的局面并未得到大的改变。
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亲政，开始倡导科举制度改革，言曰：“近岁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4]此次改革后，科举考试确立起来的追求实质内容胜于文体辞藻的评判标准，为古文运动打开了突破口。以古文进行写作的文人在逐渐取得政治地位后，又积极倡导古文。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对以骈体文应试者“痛加裁抑”。此后，士子由原先习“时文”应举，改为习“古文”应举，“古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的科举中，涌现出了后来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轼、苏辙、曾巩。他们与欧阳修、王安石、苏洵一起，成为继唐朝韩愈、柳宗元之后，北宋中叶的古文作家群体。
由唐至宋的“古文运动”，不仅是对文学创作体裁的一次变革，更是对创作思想的革新。在这方面，欧阳修可谓居功至伟。他不仅创作勤奋，擅长各种文体，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写情文形象生动，情景并茂；政论文剖析时弊，析理透彻，是散文的典范。”[5]在思想内容方面，他继承由孔子、孟子而至韩愈的儒学，使儒学借助古文创作在宋朝延续并不断发展。在他的推动下，宋朝文学逐渐摒弃了五代以来的华而不实之风，追求“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6]。开始讲求“通经学古”，追求“救时行道”“犯颜纳说”。在欧阳修这里，宋朝新儒学——宋学与古文创作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宋朝文学的蓬勃发展。
与欧阳修相似，王安石在文学创作方面亦主张“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7]。他的散文以政论文为主，多为变法服务，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理论透彻，条分缕析，重点突出，简洁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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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 苏轼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在“古文运动”中占有特殊地位。其中，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是宋朝文坛少有的天才、全才，诗、文、词、赋无一不精，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之一，又身居“尚意派”四大书法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宏大，与雄浑的韩愈并称“韩潮苏海”，达到了中古散文的最高境界。其父苏洵，厚积薄发，晚学成才，长于政论文，纵横辨析，特色鲜明；其弟苏辙，长于散文，风格平实流畅。此外，曾巩的记叙文情景生动，婉转悠扬，为“古文运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思想方面，受讲求“义理”的宋学的影响，从欧阳修开始，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均热衷于讲道论学，并怀有较为自觉的卫道意识，积极著书立说，驳斥异己。在此基础上，宋朝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拥有鲜明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意志，十分注重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坚持贯彻韩愈“文以明道”的价值观念。这一方面为宋朝文学注入了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也增添了文学创作的说教意味。
在古文运动之下，宋朝思想与文学的革新，伴随着印刷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与角落，实现了宋朝文治教化的目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成为宋朝士大夫彰显国家主人公意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集中体现，也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崇高追求。在军事实力孱弱、对外交往始终偏于弱势、由士大夫支撑起来的宋朝，文人们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与风貌。他们的忧患意识，不独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也铸造了中国文人不屈的风骨。
1127年的靖康之变，是两宋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宋朝地跨黄河两岸，沃野千里，民生不息。在“澶渊之盟”与宋夏议和的保障下，边疆虽偶有战事，总体上仍旧家国安宁。然而，随着汴梁（今河南开封）城破，金兵**，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北去，宋朝不仅失去了国家的象征，失去了大批治国人才，更失去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以及万千民众，偏居一隅。从积极抵抗到杀将求和，开启南宋的宋高宗，在长年的逃亡与变局中逐渐丧失了抗击敌人的英武之气，苟和取代抗争，不惜以岳飞换取南面称臣，偏安江南。从此，防御成为南宋一代的主要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旨。
南宋初立时，天下未定，大批爱国人士积极抗击金兵，在国势危急之际或誓师传檄，或伏阙上书，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勿割地与金人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其中，岳飞的《五岳盟誓记》与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最为有名。前者作于戎马倥偬之际，感慨“虽未能远入荒夷，洗**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马匹不回耳”！慷慨激昂，豪气干云。《戊午上高宗封事》作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38），怒斥秦桧等主和派的求和卖国行径。其“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藳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师不战而气自倍”的呼喊，气势凌厉，锋芒毕露，引起强烈反响。
及至中叶，南宋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辛弃疾与陈亮是为个中代表。前者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诸多有效的进取方略，文笔酣畅，生气勃勃。后者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痛斥空谈性命的道学家，见解深刻，笔锋犀利。这些政论文使得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大幅提升，其气势雄伟，逻辑严密，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笔记散文也在南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作家们多利用笔记长短不拘、形式灵活的特点，撰写笔记专集。如陆游写有记载入蜀途中见闻的《入蜀记》6卷，范成大则将出蜀东归途中的见闻写成《吴船录》2卷。另有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武林旧事》等，或写读书心得，或记日常趣事，读来兴味盎然。
政论、笔记之外，南宋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散文也颇具影响，原本相互对立的文学家与理学家逐渐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南宋时期，理学形成了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叶适学派等几个学派相互对峙的局面。由于各派在哲学、史学与文学方面所持的主张皆各不相同，文学创作亦差异明显。其中，叶适强调事功，吕祖谦重视文学辞章，朱熹强调道的重要性。最终，朱熹的学说在其卒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其文学观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