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客居泰山讲学多年，学者称其为“泰山先生”。孙复在经学上的重要贡献，是他的《春秋尊王发微》。

孙复以“《春秋》以道名分”为宗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阐发，从对周王的尊崇以表示作者著书立说的意旨之所在，对“尊王”学说大加发挥。他开篇便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5]。宋继五代十国而立国，故初期加强中央集权与皇权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而孙复以“尊王”为著书之宗旨，这无疑暗合了宋朝统治学专制主义集权的需要。同时，孙复的春秋学也体现了宋学形成时期“不惑传注”、以己意解经的时代特色。如他认为，如果学者治《春秋》经时，专守左氏、公羊、穀梁等三家传说，或杜预、何休、范宁等人的解释，那么必然不能穷尽《春秋》经的意旨。[6]因此他在著作《春秋尊王发微》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被认为“得经之意为多”[7]。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的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孙复在太学任教，程颐曾描述孙复讲《春秋》学时，“从者盛多，讲堂上容不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8]。除春秋学外，孙复也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尝讲学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历任郓州、南京推官，并代父石丙至嘉州军事判官。景祐二年（1035），在京东路奉符创建泰山书院，并敦请孙复主持书院教学，对当时的学术产生重要影响。

石介努力改正文风，激烈反对时文，排斥佛老尤力。他认为要恢复儒学，必须要反对“**文繁声”和“佛老妖怪”两个问题。他写了《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一方面对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崑体时文大加批判，而提倡韩愈、柳宗元“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大力抨击佛道，捍卫儒家道统。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辩，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

石介对经学也很有研究。他以《易》、《春秋》教授生徒，并特别重视《春秋》，以之为“特见圣人之作”。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周礼》，认为“《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9]。石介对经学的阐发，也是不惑传注，同样体现了宋学的时代风貌。庆历二年（1042），石介入京任国子监直讲。庆历三年（1043），新政开始后，他写下《庆历圣德颂》，赞颂范仲淹、韩琦等贤才被选拔进政府，夏竦等被贬斥。其诗广为流传，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忌恨。庆历五年（1045）八月，石介病故后，被夏竦诬告为“诈死”，为契丹奸细，要开棺鞭尸，后经群臣反对，才未能实行。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学者尊之为安定先生。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知苏州时，奏请建立苏州州学，胡瑗任为苏州州学教授。景祐三年（1036）由范仲淹举荐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宝元二年（1039）被范仲淹好友滕宗谅邀请主持湖州州学，其后除曾随范仲淹去西北前线抗击西夏外，胡瑗就一直任职湖州州学。庆历四年（1044），诏全国各地兴建学校，太学扩建，湖州教学法在太学推广。皇祐四年（1052）开始，致仕起复后的胡瑗任职太学，直到嘉祐四年（1059）以太学博士致仕。同年六月病逝于杭州。

《周易口义》与《洪范口义》是流传下来的胡瑗论述经学的代表作。程颐在太学跟随胡瑗受业，对胡瑗《周易口义》极为推崇，认为治易者当读王弼、胡瑗和王安石三家。胡瑗治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宣扬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和制度，如言“天地尊卑者，盖万事之理”，“夫天地卑高既定，则人事万物之情皆在其中。故64卦，384爻皆有贵贱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有其分位矣”。[10]第二，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也注意了《易》经中的辩证法因素。第三，坚持儒家民本思想。胡瑗坚持以民为本，在迩英殿为宋仁宗讲解《易》经时，“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11]，借以教导统治者爱惜民力、体恤百姓。第四，大胆疑经，自立新解。胡瑗摆脱了章句之学的老路，《周易口义》集中体现了他大胆疑经，自立新解的治《易》特色。其中，他大量引用《论语》、《孟子》、《中庸》中的孔子之道来解释《易》经，使之进一步儒学化。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胡瑗还引用历史事实来阐释一些卦例，生动明白，使人易于理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第五，胡瑗以孔孟之道诠释《周易》的同时，并不排斥诸子之说。为阐明《周易》中一些较抽象的道理，也援引其他学派如老子的说法。如胡瑗在解释《复卦》中“复其见天地之心”一句时，就引用了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来说明天地虽生育万物，“但任其自然而已”，并不是有意识的活动，对万物也不具有仁爱之心。第六，《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主要讲天人关系。世人多以阴阳象数学解释《洪范》篇，胡瑗则注重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加以解释，同样是一部务实的著作。

胡瑗在教育上的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第一，重视对儒经的探索，讲求通经致用。设“经义斋”，使儒生士大夫通过对儒经的学习探索，通经致用，走上他们向往的“内圣外王”之道。第二，把经学和专门知识相结合。除“经义斋”，还设立“治事斋”，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这种大胆尝试，既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第三，胡瑗不仅把“治事斋”分成治民、讲武、水利等科，而且还因学生所好，类聚而别居之。这种分别科目的方法，开近代教育分系分科的先河。第四，制定教学方法（苏湖教法），注重言传身教。胡瑗在苏、湖执教的20年间，亲手制定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以严明师道。此外，胡瑗还注意体育、美术、音乐教育，重视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倡社会实践，游历四方，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胡瑗的教育思想、方法对后世教育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