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朝儒学的复兴相应，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之下，通过科举制进入到官僚体系之中的士大夫群体迅速崛起。这一群体受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兼具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通经致用，实现“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甚至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的名言。

在建构和巩固宋朝的政治实践中，士大夫们总结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教训，表达对尧舜三代的仰慕，提出了“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3]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激烈排斥佛老，极力主张恢复“先王之法，三代之制”的儒家圣王之道。又如，李觏虽然只是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士大夫，一生在为衣食奔忙，但他从来“以康国济民”作为他的著书立说的目的，建构了一个以《周礼》所载模式为主的改革蓝图，更在庆历改革之际，写信给变法的领导者范仲淹，表达对改革的支持。

在宋朝士大夫的心目中，“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庆历改革的代表人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与这种天下观直接相关。以“天下”为胸怀的宋朝士大夫群体，坦**地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务决策之中，发挥着制约君主权力的积极作用。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宋神宗与宰辅大臣们就改革问题多次进行当面讨论，枢密使文彦博提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法。这一说法可谓是最高当政者与士大夫们的共识。所谓“共治天下”而不“共天下”，就在于强调君臣对国家政务的共同治理而非天下利益及国家权力的分享。正是在“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之下，士大夫群体得以高扬复兴儒学的旗帜，由经术文章转而投身政治实践，以期实现经世致用的儒家治国之道。

到北宋前中期，宋朝的政治统治已经稳定下来。然而随之因循保守之风日甚，“三冗”导致国内外矛盾异常尖锐。以范仲淹（989—1052）为首的一批出身地主中下层的士大夫官僚在对宋朝弊政的共同认识和改革的主张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的许多人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如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石介、余靖、蔡襄、尹洙、韩琦等人。他们对政治积弊具有共同的认识，提出了共同的改革意见，且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相互应援。早在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因提出《百官图》而被贬官时，欧阳修、余靖、尹洙就坚决站在范仲淹一边；到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在陕西对夏战争中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宋仁宗也表示更弊事的时候，欧阳修等人又上言范仲淹有相才，请求任用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宋仁宗“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九月初，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和富弼，让他们当场条奏当前急务。召对结束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亦称《十事疏》。这一纲领性文件基本上集中了改革派多年来最主要的改革意见，主要包括10项改革措施。庆历新政虽短暂，然而其余绪及影响却是深远的。庆历新政适应了当时求变的形势需要，打破了宋初以来保守因循的政治局面。新政虽昙花一现，却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新政对于科举制度和学校进行的改革，对当时及此后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庆历改革者所提倡的名节、忠义、廉耻等，成为宋朝士风的转折点。

庆历新政中变古通今、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为此后熙宁变法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范仲淹、李觏及“宋初三先生”等人于庆历时期建立了宋学，认为儒学的原则可以用来改革制度和改进社会，并引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庆历新政正是他们把儒学中的这种变革思想用于政治实践的伟大尝试。

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1021—1086）以《周礼》为依据，打出了“法先王”的旗号，实施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熙丰新法包括财政赋役、农田水利、军队编制、学校科举、人事吏治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尽管同庆历新政一样，王安石变法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改革者忧乐天下的精神、通经致用的勇敢尝试和改革过程中丰富的经验教训，足以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