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扭转五代政权割据、武人拔扈专权、政局不稳的积弊，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北宋实施的重文政策，对促进了文化教育与科技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与隋、唐科举制度创立时期相比，宋朝科举考试至少在以下3方面有进步：第一方面，取士不问家世，允许自由报考，无论士农工商，都许投牒自进，较之前朝取士范围大为扩大。此外，科举录取人数也增多。如唐朝进士及第的名额一榜最多30人，宋朝一榜则有四五百人之多。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宋朝文职官僚队伍的核心力量。第二方面，科举制度本身日益完善，废除唐朝的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实行封弥、誊录等法，以保证科举的公平性。唐朝因科举产生的座主门生及党争之弊，在宋朝得以一定程度上的镜鉴革除。第三方面，宋朝科举考试内容变化并多元化。如进士科，由唐以诗赋为主转变为以经义、诗赋、策论并重。除文科进士外，还有武举进士。
宋朝教育和学校的发展。北宋时期先后有庆历、熙丰和崇宁三次兴学运动，使自上而下的学校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宋朝的官办学校，一般都免费为学生提供食宿。朝廷还先后不同程度地给予政府学校学生免役和免税的优待。学校事业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宋朝社会的受教育面，不少中小地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的子弟也得以入学读书。
自从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文风虽有所变革，但是到唐懿宗咸通（860—874）以后，文风又滑向了此前祖尚四六、专务华靡的老路。隋唐科举以诗赋抡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何况皇帝制诰照例使用骈体，以至于汇集而成的文风只凭少数几个人是难以遏止的。王禹偁《五哀诗》之一：“文自咸通后，流离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北宋首先向晚唐五代文风提出挑战的是柳开，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王禹偁。王禹偁继续发挥了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强调为学的目的在于申明儒家的仁义之道。柳开、王禹偁虽致力于文风的变革，但对当时的影响还不大。他们之后仍旧流行杨亿、刘筠等人的诗歌，他们承晚唐五代之风，在文学创作中回避社会矛盾，专写个人的娱悦和宴饮生活，互相唱和酬答，收集在《西崑酬唱集》中，号“西崑体”。杨亿、刘筠等的酬唱方面虽有所贡献，但西崑体的仿效者则流于形式，仅仅是为宋真宗初年保守、腐败的政治唱赞歌，影响极坏。继柳开、王禹偁之后，反对西崑体、力图变革文风的则有穆修、尹洙、苏舜元、苏舜钦、石介、苏洵和欧阳修，其中欧阳修在变革学风文风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欧阳修幼年生活在汉东（襄州），家境贫寒。他从邻居李家藏书的一个破筐中找到了6卷的韩愈文，奠定了学习古文的根基。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至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中任推官，碰到尹洙、梅圣俞等才俊之士，开始了他的诗文生活。很快欧阳修的文学成就超过了同辈，成为杰出的散文家。
为了变革文风，欧阳修不仅自己努力写作，而且还大力奖勉、提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欧阳修的鼓励和赞誉，苏轼、苏辙兄弟则是在欧阳修主考科举时中举。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他借着这个极其有利的时机，对一些文风不正的考生们大肆挞伐，落第的考生，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变革文风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如果场屋中的考生们也改变自己的文风，它的影响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对文风的变革是极其有利的。这对提倡经世致用且质朴醇厚的文风，推动北宋古文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唐朝时期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互为表里。宋以欧阳修为先锋的古文运动，延续了文体革新与儒学复兴紧密结合的特色，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特色和面貌。一方面，受到理学的影响，宋朝古文学者对文与道的关系更加重视，“文以载道”即出自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在此思想指导下，宋朝文章重议论，文章更强调政治教化的功效。另一方面，宋朝古文运动中，并未因道废文，既注意纠正唐朝古文运动艰涩之弊，又兼取骈文语言运用之长，议论、抒情、叙事有机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文风。如唐宋八大家中，宋占其六，其中欧阳修行文平易自然，三苏父子纵横豪放，王安石简洁犀利。唐宋古文运动，确立了新的文学语言与散文范式，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服务于复兴儒学的现实需求，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欧阳修在经学上也有突出贡献。欧阳修对经学大胆怀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对宋学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宋初依然因袭唐朝科举制度，考生们必须遵照官修《五经正义》等传统的传注答卷，不许逾矩。宋真宗景德二载（1005），一位考生考卷上因“与注疏异”而下第。传统的传注，从两汉经师们的解经到孔颖达《五经正义》，率多陈陈相因、支离破碎，早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至唐中叶还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所具有的统治地位也开始动摇。欧阳修则对儒家经典持大胆怀疑的精神，如其认为《易》经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等篇目，不是孔夫子的著作，而是学《易》者们好为新奇之说而鱼目混珠，将这些东西混杂到《易》经中。
在宋学形成的阶段，从欧阳修到宋初三先生，他们治经的路子是相同的，即摆脱传注的束缚，直至经学的堂奥，根据自己的认识能力，来阐发经学的宏旨大义，这就是人们所言宋的义理之学。这种研治经学的方法，如前编已经说明的，唐朝啖助、赵匡和陆淳就用来探索《春秋》。在宋学的形成阶段，欧阳修、胡瑗等三先生则将啖助等研治《春秋》的特殊方法，变成为研治六经的普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经过宋初学者的实际应用，对经学的探索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于是成为普遍的方法，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和使用。这样一来，对比之下，宋朝义理之学同汉朝章句之学形成两种不同的探索经学的方法，就日益明朗化了。宋朝以义理之学代替汉朝章句之学，在宋学形成时期即已非常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