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思想领域里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莫不如此。”[1]经济领域里，伴随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土地私有制占据了优势地位，两税法取代了均田制；随着经济关系发生变动，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走向衰亡，代之而起是宋朝科举制度大发展后的新兴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甚至出现了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学术思想领域，维护山东士族的旧礼学已趋衰落，儒学受到来自佛、道的冲击，一度丧失主导地位，道统传授不断如带。如何摆脱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并进而复兴起来，成为摆在儒生士大夫面前的头等大事。

唐朝中叶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宣扬散文写作要继承两汉古文的传统，反对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韩愈（768—824）提倡古文，并强调要以文明道，即写作古文的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韩愈提出自孔子去世后，儒道衰落，秦始皇焚烧诗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而提倡仁义的儒道却不为世人所知。因此他著作《原道》，主张恢复儒家之道。在韩愈看来，理想的社会应当把仁义道德作为儒学的总纲：讲求儒道的书有《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儒道的法式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儒道的教育对象是士、农、工、商，儒道讲求的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等等。韩愈还提出了“道统说”：儒家之道，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没有继承人了。韩愈的道统说确立了与佛教法统相抗衡的儒家思想传承体系，为后来的理学家普遍接受，他们都以传承孔孟、接续道统为己任。

出于捍卫儒道的立场，韩愈坚决反对佛教。与韩愈一起发起古文运动的柳宗元（773—819）则提出了“统合儒释”、会通三教的思想。在柳宗元看来，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与儒家《易》、《论语》等内容相合，与孔子之道也是相通的：佛教讲孝敬，讲生静性善，都与儒学相合；佛法博大能容，又与儒家《易传》精神相合。因而他主张从佛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以发展儒学。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772—842）也认为佛儒互补，正因儒家罕言性命，佛教才得以广为流布，因此要援佛入会，对佛家思想加以吸收。刘禹锡和柳宗元都看到了佛教有助于教化的一面，比韩愈不懂佛理、只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单纯排佛要高明许多。

韩愈的弟子李翱继承了韩愈排佛的立场，著作《复性书》，力倡儒家心性之说。李翱提出，儒家的性命之说由孔子建立，孔子传之曾子，曾子又传之子思。子思著作《中庸》以传孔子之道，但毁于秦火不完，儒家性命之道废缺。他著作《复性书》的目的，便在于发现《中庸》本义，彰明孔子道德性命之说。李翱认识到了儒家在性命道德理论方面的薄弱和不足，提出实现理想人格的内在依据是性，而迷惑性的是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从性善情恶的立场出发，李翱提出“复性”主张。情昏性匿的常人，通过自身的修养，能够达到寂然不动的至诚境界，如同圣人一般。《复性书》率先提出了自身修养问题，以之为成圣的重大步骤，同时是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重大步骤。李翱借佛家心性之说，与儒家《中庸》的天命、性说结合起来，对宋朝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李翱对佛教的态度，不同于以往韩愈的排佛，也不同于柳宗元、刘禹锡的统合儒释论，而是将佛家思想援引到儒家中来，“阳拒阴习”。这也是此后宋儒对待佛教的态度与方法。

中唐以后的经学，特别是《春秋》经的探索中，出现了以义理解经的新趋向。《春秋》是一部正名分、讲伦常的儒家经典。啖助讲《春秋》撇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惜其书已遗失。啖助的学生赵匡、陆淳继续讲《春秋》，且陆淳著有《春秋集传》。中唐以后《春秋》学的兴盛，开宋学重义理之学风。北宋初春秋学的兴盛，五经中宋儒对春秋经的注释最多，与此有关。

儒学韩愈著作《原道》、《原性》篇，努力建立儒家“道统”，以对抗佛老之道；柳宗元、刘禹锡则提倡“统合儒释”，以会通儒释道三教；韩愈弟子李翱著作《复性书》三篇，力倡儒家心性之说。啖助、赵匡、陆淳等撇开《春秋》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也开宋学重义理之学风。宋太祖、太宗采取儒、佛、道并重的文化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治统治。到宋仁宗庆历前后，出现了以范仲淹为首，包括胡瑗、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等代表人物在内的学术群体。这些宋学建立者，以义理之学代替两汉章句之学，完成经学探索过程中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