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人口，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朝许多部门的手工业均有长足进步，产品质量和产量较前朝相比都有很大进步。

宋朝的造船业进步非常明显。北宋哲宗年间（1086—1100），明州和温州每年各自生产船只600艘之多。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时，命明州造2艘“神舟”，以载使者出使高丽。当这两艘大船从定海（治今浙江宁波镇海区）穿越东海抵达高丽时，当地人“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下诏制造2艘巨大的“神舟”，送徐兢等出使高丽。根据学者推算，“神舟”载重约1100吨，徐兢等从明州出发，抵达高丽后，“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68]。

宋朝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国际最先进的水平。根据宋末元初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的记载，当时海商的船只，大的达到5000料（约合今制300吨），可以装载五六百人。为适应海上航行需要，船底一般都是制成尖底；同时，中国的海船采用了隔舱技术，将船舱用舱壁分割成若干舱体，即使部分舱体漏水，也不会波及全舱。这样的船只自然有利于抵抗风涛的袭击。当时的船帆也有很大改进，出现了装在转轴上的桅杆，以避免被狂风摧折。宋朝的导航技术也有突破性的进步，当时的海船上已使用“量天尺”，靠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船只所在的地理位置。同时，指南针已经被用于航海活动中，北宋人朱彧在其所著《萍洲可谈》里提到海船上的“舟师识地理”，夜晚靠观星，白天靠观日，阴天则观察指南针。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明确地记载了“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69]。这两部文献是世界上关于航海活动中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说明在北宋末年，指南针就已用于航海。南宋时，则发展到使用罗盘。导航技术的进步，使得海船可以横穿大洋，而不必一直靠岸航行，提高了船只的航行能力和安全程度。正是在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两宋时期，进行海上贸易的大船，多由中国制造提供，中国的商船穿梭于惊涛骇浪之间，外国商人往来中国进行交易，也多乘坐中国的海船。

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持开放、鼓励政策，用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市舶收入充实国库。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立国于东南半壁，人口和耕地都大为缩减，但国防开支日益增长，财政困难。为拓展财源，南宋政府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以收取市舶之利。加上两宋时期西北丝绸之路先后被辽、夏、金阻断，所以对海上丝绸之路特别重视。正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70]

为管理市舶贸易，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在广州设立了宋朝第一个市舶司，以大将潘美、尹崇珂并任市舶使，并兼任广南东路转运使，解决了运送香药的问题。在此之后，宋朝陆续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市）、江阴军等沿海州县设置市舶机构，管理对外贸易事务。

元丰三年（1080），北宋颁布了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则“元丰市舶法则”，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范了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保障了民间海商对外贸易的合法化，极大地促进了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还专门派遣使者招徕海外商人，对一些商业规模很大的海商，采取奖励政策。如阿拉伯客商辛押陁罗，他在广州居住几十年，通过双方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在当地的外国商民管理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广州的外贸秩序，为国库提供了丰厚的税源。宋神宗为奖励他的业绩，授予他归德将军之职。南宋初年，阿拉伯商人蒲罗新运载大量乳香到泉州，也因此受封承信郎一职。

另外，宋朝政府将对外贸易事业的兴废作为奖惩官员的一项评判标准，如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对于管理市舶贸易有亏职守甚至贪污受贿者进行严厉处置，如颁布诏令：“市舶务监官并见任官诡名买市舶司及强买客旅舶货以违制论，仍不以赦降原减，许人告，赏钱一百贯，提举官、知、通不举，劾减犯人罪二等。”[71]总体而言，与唐朝相比，两宋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更趋完备。

在此基础上，宋朝的海外贸易比唐朝更加发达，在沿海港口的外商数量进一步增多。“越商海贾，朝盈夕充。”[72]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起兵反宋，围攻广州，当时城外有“蕃汉数万家”，都被叛军席卷而去。可见当时外商的数量和海外贸易的规模。根据南宋人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和赵汝适所著《诸蕃志》等资料记载，当时与中国通商的，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北方向有高丽和日本，南海方向则国家众多，“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南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向西经中亚、西亚和小亚细亚，最远可达非洲东海岸的中部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近代以来，在桑给巴尔和索马里都出土过许多宋朝的铜钱和瓷器。

在与域外各国的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中，宋朝出口货物，以丝绸和瓷器为主，还有钱币、铅、锡、杂色布帛、书籍、文具等。而从海路输入的进口产品，以香料和香药为最多。随着进口量的增多，香料从以前的奢侈品逐渐成为百姓日常的消费品，香料最多的时候曾占宋朝全部财政收入的1/10。除此之外，还有布匹、香辛料、木材、人参、松子、犀角、牛、玳瑁、紫矿（染料）、金、银、水银、铜、硫磺、琉璃、翡翠等。可以看出，宋朝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植物、动物、矿物等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由于香料、丝绸、瓷器的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将中国与东南亚、波斯湾国家的贸易之路称为“香料之路”，还有学者将其称为“丝瓷之路”。

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工艺品输入宋朝，如高丽的纸、日本的刀和折扇，都深受宋朝士人阶层的喜爱。欧阳修曾写诗《日本刀歌》称赞其质量与工艺：“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妖凶。”西亚、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工艺品也传入中国，如宋朝诗人文同曾创作五言诗《冷瓶》：

海南有陶器，质状矮而[img alt="" src="../Images/image494-1.jpg" /]。云初日炙就，锻铄不以火。水壶丑突兀，酒甒肥磥砢。山罍颈微肿，石鼎足已跛。圆如鸱夷形，大比康瓠颗。华元腹且皤，王莽口何哆。蕃胡入中国，万里随大舸。携之五羊市，巾匮费包裹。侏[img alt="" src="../Images/image494-2.jpg" /]讲其效，泻辩若炙輠。课以沸泉沃，冰雪变立可。炙敲疗中渴，其用岂幺麽。君凡几钱得，不惜持遗我。曾将对佳客，屡试辄亦果。勿云远且陋，幸可置之左。[73]

这个陶制的水瓶，是随着“蕃胡”的“大舸”从万里之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虽然其貌不扬，但可以让热水很快变凉，所以被用很漂亮的包装带到广州的市场上以高价出售。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随着蒙古征服中亚、西亚、东欧等广大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畅通，亚洲各地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元朝灭掉南宋之后，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中央王朝下，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也有扩大海外贸易的内在诉求。

元朝中叶以后，蒙古各汗国之间矛盾加深，时有战争，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海上丝绸之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提升，促使元朝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元朝时，东南沿海设有市舶司的共有7处之多，分别为泉州、庆元（治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元成宗大德（1297—1307）以后，集中到泉州、广州、庆元3处。元朝中期每年海舶税收，多达数十万锭，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

海上贸易的繁盛，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对外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大量的出口刺激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元朝时，景德镇一地，当时就有民窑300余座，工匠超过数十万人，日夜烧制，相当一部分销售到海外。丝绸业也是如此，仅丹徒县（治今江苏镇江）就有织机户300多户。

宋元时期，由于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沿海各主要港口进一步繁荣起来。

广州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宋朝人曾说，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74]。据学者统计，11世纪70年代、80年代，三大市舶司博买乳香，广州的贸易额占总数的98%，[75]可见广州在宋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大批域外商贾和货物在广州集中，极大地塑造了广州特殊的城市面貌。宋朝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记载：“番禺，宝货所聚。”宋朝人程师梦《题共乐亭》诗中描述广州的景致：“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南宋人洪适在《师吴堂记》中也记载，五岭以南，广州是一大都会，大商人从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等国涉海而至，每年有数十艘船，西南方向各国的珍宝，如犀角、象牙、珍珠、香料、琉璃等，无计其数，甚至有些货物都叫不出名来。元朝攻打广州的战争，使得广州贸易损失严重。元朝中期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恢复。14世纪20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在他的笔下，广州比威尼斯大3倍，拥有数量极多的船舶，“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76]。元朝人孙贲《广州歌》中提道：“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张翥在《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也写道：“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可见广州中外商贾云集，海船繁多，是奇珍异宝堆积如山的繁华的国际都会。

泉州是福建最大的港口城市。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设置市舶司，便利了泉州的对外贸易。到南宋时期，泉州的商业发展迅速，号称“富州”。元朝，泉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据马可·波罗推测，如果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或其他港口运载1船胡椒到欧洲各国，就一定有100多艘船的胡椒运到泉州，[77]可见泉州在当时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分量。元朝末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亲眼见到当地海上贸易的繁盛，他说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78]。中国史书记载泉州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79]。宋元时期，大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人入居泉州。泉州以“蕃商杂处民间”著称。南宋末年，西域人后裔蒲氏家族操控了泉州城的香料等货物的交易，蒲寿庚等人被任命为市舶使。蒲氏家族拥有规模巨大的船队，临安被元军攻占之后，张世杰所率领的南宋残余军队在泉州一次就带走了蒲寿庚的400艘货船，可见其总量之多。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石刻的文字有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叙利亚文和八思巴文等，此外还有尚未认识的文字。这些石刻遗迹，说明当时泉州聚居着大批来自亚非各国的侨民。

明州是宋元时期三座最主要市舶口岸之一，日本、高丽等国家海船来华，中国海船往来，也多经由明州。西亚、南亚与东南亚等国商船也航行至此进行贸易。北宋诗人梅尧臣在《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诗中写道：“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海外贸易的发达，催生了通晓外语的翻译行业。南宋人周辉在其所著《清波杂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泰州（今属江苏）的时候，遇到有一艘“倭国”船漂流到当地，船上有二三十人，把他们安置到官方馆舍。有人问他们的风俗，但语言不通。旁边有一个翻译，是明州人。后来朝廷命令让他们到明州停留，等候季风回国。这条记载充分说明了明州在对日本交往方面的重要地位。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东游录》中就提到明州的船数量极多，“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的都要多好多。船身白如雪，用石灰涂刷。船上有厅室和旅舍，以及其他设施，尽可能地美观和整洁。确实，当你听闻，乃至眼见那些地区的大量船舶时，有些事简直难以置信”[80]。

杭州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钱塘江口就可以出海。从五代开始，杭州的海上贸易就非常兴盛，钱塘江边，“舟揖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81]。北宋时期，在此设置两浙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高丽等国。南宋时期，临安（今浙江杭州）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人口众多，城市繁荣。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盛赞其美丽富裕。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杭州城东的澉浦镇（今浙江海盐南）成为外贸港口，各处外国船只交织而来。元代时期，澉浦的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政府在此地设置了市舶司进行管理。

因为海外贸易的繁盛，所以在唐宋时期，广州新兴了很多行业。一是出现了和香人，把从海外运来的香料，按照一定比例配制，制作成香品，因为制作香品需要专业技能，于是催生了“和香人”。享誉宋朝的“心字香”，就是广州和香人吴氏独家秘制的招牌货。二是出现了解犀人。宋元时期，大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象牙和犀牛角随商队进入中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广州市舶使张书言报告：“大食使者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牛角三十五株，现在收藏在广州市舶司的库房内。”成株的象牙和犀角，必须经过切割之后，才能加工制成带扣等工艺品。切割技工俗称“解犀人”。三是出现了翻译。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交易量增加，翻译在其中作用重大。四是出现了舶牙。牙人，是我国古代对居于买卖双方之间，撮合成交以获取佣金的人的称呼。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舶来品中间交易的“舶牙”。宋朝人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一位番禺（治今广州）的“牙侩”徐审，他和商船的主人何吉罗关系融洽亲密，临行，何吉罗赠他3枚异常珍贵的“鹰咀香”。[82]

随着中国船只在海外航行越来越普遍，中国人的海洋地理知识不断扩展，开始用“洋”来描述不同地区的海域。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就有用“东大洋海”、“南大洋海”等名词来命名海域：“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闍婆之东，东大洋海也。”南宋真德秀提出了中国沿海海域中的“东洋”、“南洋”、“北洋”等畛域：“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达石井。”“自南洋海道入（泉）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小兜寨，去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83]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通过海路游历东西方的旅行家，根据他们海路见闻而编撰成的地理著作，成为了解当时欧亚非各国风俗习惯、地理知识和海路交通的宝库。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和周达观等。

[img alt="" src="../Images/image499-1.jpg" /]

图16.2 马可·波罗像

马可·波罗（1254—1324）从陆路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的赏识，游历中国各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他随波斯使团从泉州出发，护送阿鲁浑王妃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船队经爪哇、苏门答腊，穿过印度洋，航行了18个月，到达波斯，最后经由君士坦丁堡回到威尼斯。他的经历由别人整理成中外知名的《马克·波罗行纪》。

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1286—1331）于1318年开始向东游历，他在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忽里模子启航，经过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越南，抵达广州，又经泉州、福州、杭州、南京、扬州，取道运河到达大都（今北京），回程取道陆路。在病榻上，鄂多立克口述了他的经历，由别人笔录，撰成游记。

伊本·白图泰（1304—1377），于1325年从摩洛哥到麦加朝觐，然后取道陆路，来到印度。1342年，他被德里苏丹委派为钦差使者，出访中国。他从喀里克脱港（今印度卡利卡特）出海，穿越马六甲，于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抵达泉州。他先后去了广州、杭州、大都（今北京）等多个城市，最后从泉州取道海路回国。在来中国的途中，他目睹了中国海船的盛况及中国商人在南海各地的贸易状况；到中国后，他为中国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产、工匠的精湛技艺所倾倒。1356年，他讲述的所见所闻被汇集成书，名为《异域奇游胜览》。

汪大渊（1331—？）字焕章，江西南昌人，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他从泉州出发，穿越马六甲，进入印度洋，到达埃及，又南下到达东非的肯尼亚。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他又一次出海游历。回国之后，汪大渊把路上的见闻编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内容包括沿途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港湾、险要、风土、物产、建筑、饮食、服饰、贸易等方方面面。汪大渊考察仔细，治学严谨。《岛夷志略》一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可靠，为后人所推崇。

周达观（1266—1346），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他奉命随使团从温州出海，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于大德元年（1297）回国后，他把自己所见所闻著成《真腊风土记》一书。在书中，他记述了当时高棉帝国吴哥王朝的各方面知识和见闻，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吴哥文化的记录。

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我国和各国之间的海外交通更加发达、海外贸易更加频繁。亚非各国来华经商、贸易、传教、游历以及各国朝贡的船只遍布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而中国通往各国海外贸易船舶，也频繁出现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海面上，中外海上交通、海外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指南针、火药等发明随着商船，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与海外各国互通有无，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

[2] （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3《街鼓》。

[3] （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3《街鼓》。

[4] （南宋）陆游：《入蜀记》卷4。

[5]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9《疆域四》。

[6]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74页。

[7]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7《镇》。

[8]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

[9]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相国寺万姓交易》。

[10]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9《瓦舍》。

[11]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6《面食店》。

[12]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

[13]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6《荤素从食店》。

[14]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6《酒楼》。

[15]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迎新》。

[16]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17] （元）脱脱：《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

[18] （北宋）李弥逊：《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

[19] （南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杂门·名例敕》。

[20] （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2《徽宗显宗》。

[21] （元）脱脱：《宋史》卷161《职官志》。

[22]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256页。

[23] （南宋）周紫芝：《吴中舟行口号七首》。

[24] （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16《李氏园亭记》。

[25] （北宋）陶谷：《清异录》卷1《钱井经商》。

[26]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5。

[2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

[28] （明）黄淮、（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2《马政》。

[2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

[30] 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27～143页。

[31] （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卷78《绍兴府》。

[32] （明）黄淮、（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4《治道》。

[3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常系六》。

[34] （南宋）洪迈：《夷坚志》卷8。

[35]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老卒回易》。

[36] （北宋）释道潜：《参寥子集》卷1。

[37]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6《米铺》。

[3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

[3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4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

[4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

[4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至六六》。

[43]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

[44] （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

[45] （元）脱脱：《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

[4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

[47] （北宋）陶谷：《清异录》卷1《人事》。

[48] （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1《货》。

[49]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

[5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

[5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

[52] （南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36《库务门一》。

[5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

[5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

[55] （北宋）吕陶：《净德集》卷3《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

[5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

[57] （北宋）刘挚：《忠肃集》卷7《刻沈希颜非法聚敛》。

[58] （南宋）刘子翚：《屏山集》。

[59] （南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36《库务门一》。

[60]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

[61] （南宋）朱彧、（南宋）陆游：《萍洲可谈》卷1。

[62] （明）黄淮、（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83《经国》。

[63] （北宋）汪藻：《靖康要录》卷7。

[6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6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二》。

[66]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4页。

[67] 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27～143页。

[68]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神舟》。

[69]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

[70]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

[7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72] （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

[73] （南宋）文同：《丹渊集》卷9。

[74]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神宗》。

[75]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125页。

[76] [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页。

[77]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78]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79]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80] [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

[81] （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3《元倧传》。

[82] 蔡鸿生：《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2～33页。

[83] （南宋）真德秀：《真西山先生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