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随着商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各阶层中对于商业、商人的看法与前朝相比亦发生明显改变。商业的地位被提到和士、农、工一样的本业地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商业地位的提高，社会上对于商人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视商人为“杂类”、“贱类”，动辄加以打击、抑制的传统做法逐渐减少，封建政府开始和商人进行合作。商人成为封建国家、士人意识观念中的“四民”之一，具有和士、农、工一样的“齐民”资格。

在政府和社会对商人态度转变的同时，商人也在积极利用各种手段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地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应举作官，无疑是最为稳妥的一种办法。宋初，封建法律沿袭前代，禁止“工商杂类”本人参加科举考试和作官，但不久便放宽尺度，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也允许商贾的子弟应举。宋真宗时，茶商侯某“家产甚富赡”，其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后授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幕职官。宋仁宗时，曹州（山东菏泽市南）“市井人”于令仪之子伋、侄杰等人皆进士登第。宋徽宗时，由于官府牟利，接受商人贿赂，允许他们应举做官的例子更多。南宋时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如鄱阳（今江西波阳）人黄道安，屡试落榜而罢举为商，一段时间后又参加乡试，最后参加礼部试，终于中榜。这表明了在两宋时期，商人及其弟子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跻身士大夫之列。

自己亲自上阵，蟾宫折桂无疑是有很大难度的，也不符合商人逐利的初衷。而交结宗室、官员，或与之联姻，借此谋取官位，则相对容易些。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如宋仁宗初年，开封府尉氏县茶商之子马季良，因娶一名得宠外戚的女儿，授光禄寺丞，并由皇帝召试馆职。至和元年（1054），宰相梁适“留富民郭秉在家买卖，奏与恩泽”[60]。更有甚者，官商之间形成**裸的钱权买卖，如宋英宗时，京城很多富商，每逢省试年份，择中第士人为婿，“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以高价为诱饵，使人就范，谓之“榜下捉婿”。[61]南宋时，类似的情况也还有很多。有些官员在注调京官阙后，也往往找相识的富商巨贾，向他们“预贷金以为费”[62]，等上任后再偿还。商人能够和外戚、高官相结交，彼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为其从政、经商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再者，商贾可以通过进纳钱粟买官而跻身仕途。从宋初开始，政府就在各地遇到天灾、兵祸时，允许“有物力户”助粮纳官，授予本州助教、文学至太祝等官衔，这些有物力户自然包括富商大贾在内。在宋徽宗朝，蔡京、朱勔等奸佞卖官鬻爵的现象更加普遍，“所卖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63]。这些买官的富商大贾约以千计。南宋时，各地称为“某某助教”、“某某将仕郎”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商贾进纳钱粮而买到官职的人。买卖之间，商人得到名，官府得到利，但是由此造成了南宋官员的普遍腐败和政治的混乱、黑暗。

此外，商人还可以通过替国家管理税收，充当出使随员，以及立军功等而加官进爵。商贾们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使尽了各种手段。他们追求名的目的，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巩固、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宋朝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缘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商品交易活动离不开商人，促使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再就是唐宋时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革，统治阶级中世袭特权基本被取消，社会生活中超经济强制大为减弱，经济剥削大大加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商业发挥着调剂余缺的作用，商人手中握有大量的货币资本，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势力也不断扩大。

随着商业贸易繁荣，宋朝商人势力参与、渗透到了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宋朝商人贸迁有无、促进生产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家家都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中比较重要而又与商人关系密切的是牛、铁农具和种子。“牛为农本”，耕牛对于自耕农而言，不仅关系到能否重新组织生产，而且关系到耕作面积的大小。所以小农家庭力图购得一头属于自己的耕牛，而商人的贩运则为小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宋朝耕牛贩运呈现出自南而北的态势，商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单个小农家庭难以承担的。商人贩运的牛畜主要用于运输和农业生产，其积极意义应予以肯定。铁制农具从战国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宋朝也不例外。铁农具的制造，受到产地、矿冶技术的严格限制，需要商人来发挥其贩运流布的作用。宋朝商人贩运、为农民提供铁农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其他生产资料如种苗、原料，特别是灾荒时节商人贩运的粮食，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种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小农家庭生产中包括了一部分手工业生产，主要为家庭兼营性质。小农家庭纺织业所需桑麻、纺织工具、染料等，有时亦需要商人提供，实际上，宋朝商人对于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作用都十分突出。除了通过贩运活动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外，一些商人还直接涉足手工制造业，为其商业经营服务，如福建的漳、泉等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64]。这里商人投资造船业，为其经商提供必要的设备，尽管其投资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但也可视为商业资本参与手工业生产的一种方式。再如城市中的磨茶业，从事这项工作的有专职的“磨户”，还有很多城市中的茶商铺户。他们自买草茶入铺，加入黄米、绿豆等拌和真茶，“变磨出卖，苟求厚利”[65]。茶商铺户加工茶叶，主要供自己开店出卖，但生产加工规模大的商户除自行零售外，还批发给其他茶商贩往外地，批发量动辄成百上千斤，可见茶商铺户向生产领域的投资是很大的。此外，在宋朝实行包买制的造酒、矿冶等手工业生产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商人资本投入，他们在取得生产经营权后，都会或多或少地介入生产过程。两宋时期，与商人将大量资本投向土地和高利贷业相比，其向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的投入在总量上还只占较少的一部分，但它表现出一种趋势、一个方向，对于当时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同样的，宋朝商人在流通财货、沟通南北物资、丰富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商人在流通领域作用巨大，诸如象齿、文犀、紫贝、夜光珠、照乘玉等奢侈品是其营运的重要对象。他们的贩运活动满足了一部分官僚权势之家奢华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从事奢侈品生产的下层劳动者找到了谋生的出路。这类奢侈品始终是宋朝商人流通货财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宋朝，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布帛之类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在商人流通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商人贩卖米绢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时间差价，又牟取地区差价，这成为商业资本赢利的主要方式。就供应对象而言，在南方主要服务于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在北方较多地服务于政治、军事需求。[66]商人运输大量粮食，解决了城市庞大的皇室、官僚、市民的消费需求；对于普通小农，荒年供粮满足了其基本生活需求，丰年收购又解决了其卖出粮食的燃眉之急。宋朝布帛及丝织品生产基本形成了河北、四川、江浙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三地的产品各有特色。宋朝布帛、丝织品流通是呈“辐射状”展开的，这对于小农家庭发展商品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茶叶、米、油、盐等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成为商人贩运的对象，他们在推动商品流通，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者，商人们经营海外贸易，开拓进取，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宋朝商人运销海外的货物，以瓷器、漆器、丝织品、铜钱、中草药、建本书籍等为大宗。其中刻印精美的宋朝书籍的外销，对文化传播意义最大。这些货物以其领先于世界的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同时对于进口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宋朝商人从海外各国运回了大批香料、药材、木棉布、生铁、蜡、糖霜、书籍等。这些货物的输入，便于宋朝人民从外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此外，一些海商本人或其搭载的成员交易到某国后，就定居在那里，如高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他们成为增进宋朝与外国联系的使者。在宋朝广为流传的一些关于海外各国情况的著作，如朱彧和陆游的《萍洲可谈》、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很多内容都是商人提供的。这些著作的流传，开阔了宋人的眼界，增长了知识，其影响是深远的。[67]

宋朝商人是宋朝社会诸阶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他们的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既要看到他们唯利是图、贱买贵卖、与官僚地主相勾结、残酷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消极性一面，同时更要看到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人们日常消费需求的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