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文化繁荣昌盛，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缔造了繁华如梦的宋朝城市文化。回忆两宋都城胜景的《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均对繁荣的宋朝城市文化进行了精彩而细致的描述，其所达到的文明高度令我们既惊讶又自豪。

瓦舍、勾栏的兴起，无疑是最能代表宋朝城市繁华的例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多，宋朝将城市户口单独定等列籍，称为坊郭户。坊郭户的出现，表明宋朝市民阶层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反映市民文化的种种娱乐活动，也从农村分散的小规模的演出形式，走向城市，变成有固定演出场所、专业性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种城市文艺团体，为市民进行多种类的文艺演出，从而将我国民间的百戏、曲艺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乃有瓦舍、勾栏的兴起，标志着演出场所发生跨时代的变化。善于瓦舍的定义，《梦粱录》中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10]即固定的娱乐中心，游人、看客在其中来往，川流不息。又叫瓦子，瓦肆等。而勾栏则是瓦舍中不同专业艺人用栏杆组成的一些小的演出场所，有戏台、后台、观众席等。它借用我国古代大车车厢上的勾栏装置。每座瓦舍中都有勾栏，少的一两座，多的十余座。有时勾栏也可作为瓦舍的代名词。这里为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人群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宋朝士大夫认为瓦舍为士庶**之所，是带有一定偏见的，虽然瓦舍中各阶层人都有，治安存在一定问题，但它的出现，还是标志着整个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有人说宋朝的勾栏就是妓院，这是一种误解。

宋朝勾栏，又有“勾阑、构栏、棚”等名称，是艺人的演出场地。勾栏设于瓦子（又称瓦市、瓦肆、瓦舍，或者干脆简称“瓦”）之中，以歌舞表演为主。北宋首都汴梁城内，共有10个瓦舍，其中的新门、桑家、朱家桥、州西、保康门、州北等瓦子最为著名，是富贵之人常去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是这10个娱乐场所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个，其中设有50多座勾栏，勾栏内设象棚、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等戏棚，专门上演百戏杂剧，其中的象棚容纳人数最多，可达数千人。南宋国土面积虽小，在临安城内外却有17个瓦子，比北宋汴梁城多出7个。

两宋时期的瓦子，有的像相国寺一样，只是纯粹的商品交易场所。但更多的瓦子却和桑家瓦子一样，集歌舞表演和卖药、餐饮、剃头、书画买卖等行当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休闲娱乐场所，因此，人们有时将二者合称为“勾栏瓦舍”。勾栏瓦舍中的娱乐节目可谓五花八门，除唱歌、跳舞、皮影戏、球技、杂技、木偶戏、说三分、武术表演等常规节目外，还有“弄虫蚊”（即驯化昆虫来做戏）、“商谜”（与别人商量出谜语）、“说诨话”（插科打诨讲笑话）、“合生”（指物题咏）、节目“杂扮”（化妆成各种角色）、“神鬼”（扮演鬼神或讲鬼神故事）、“叫果子”（模仿各种商贩的叫卖声）等不可胜数的绝活。这些节目或轮流登场，或同时开场，热闹非凡。

北宋时各地有名艺人，多到汴梁表演，至北宋末期，更是热闹非凡。这些节目的表演者，既有男艺人，也有女艺人。李师师、徐婆惜、张真奴、刘百禽等都是那时的当红艺人。但宋朝艺人的地位很低，跟今天艺人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艺人的不幸，往往被当时的人们说成是“口业报”。勾栏瓦舍中的女艺人，同样也没能得到时代的眷顾。宋朝城市中大批瓦子勾栏的出现，丰富了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在瓦舍中演出的艺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盛况空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形式，也在宋朝城市文化中兴起，并对明清文化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是说唱。它是通过语言和声腔的艺术感染，娱乐观众，包括说话、杂说和演唱。二是说话，即讲故事。讲故事的艺人称为说话人，讲故事的底本称“话本”。说唱内容包罗万象，讲说经书称“说经”，讲说参禅悟道的称“说参请”。三是小说与讲史。小说讲灵怪、胭粉、传奇、公案、神仙、妖术等事，一般篇幅较短，有说有唱。讲史类讲说历代兴废战争之事，一般篇幅较长，只说不唱，并有议论。当时霍四究讲的三国、尹常卖讲的五代史非常有名。讲史在当时很受欢迎。讲史也说当代事，南宋就有人讲《中兴名将传》，讲岳飞等人；《大宋宣和遗事》，讲北宋亡国之事。杂说以机敏、诙谐的语言引人入胜。例如，学乡谈、背商谜，大多语言诙谐幽默，表演风趣，或让人捧腹大笑，或给人以讥讽警告。演唱类似现代多种声腔的大鼓、三弦等，有琵琶等乐器伴奏，演唱时有说有唱，内容以小说、平话等为主。

勾栏瓦舍的出现是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以工商业为主的坊郭户壮大的结果，其中的娱乐活动呈现出3种新的趋势，反映了宋朝娱乐的走向出现的3种趋势。

一是商业化趋势。瓦舍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二者同步进行，故又称为瓦市。其中有卖药、卖卦、卖饮食、剃头、剪纸等，其中的商业广告琳琅满目，艺人的演出都是以挣钱为目的。

二是通俗化趋势。瓦舍中的艺人能满足不同阶层和职业的文化需求。以至勾栏不闲，终日团圆。例如，小儿听说书，说到刘备失败，往往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畅快。可见艺人的表演何等通俗感人，宋朝通俗文艺的兴起，在娱乐文艺史上实现了从雅到俗的转型。

三是大众化趋势。瓦舍占地方圆数里，勾栏大者可容纳千人，游人、看客上自达官、下至平民，某些从前为上层独享的娱乐活动，如今成为大众的共同爱好。宋朝娱乐场所，除了瓦舍勾栏外，还有临时搭建的露台，寺院定期的庙会，街头巷口一些开阔地带，还有临时游动的艺人表演，这些同固定化的瓦舍，共同繁荣了城市的文化生活。

此外，饮食文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城市的繁华与民众间的文化交融。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北方民众大量聚集到城市里，他们带来了各自地区的美食和饮食文化。宋朝城市中的饮食文化较之前朝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为其代表，对此，《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和《都城纪胜》等史籍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汴梁人以面食为主食，以各种肉类和蔬菜为副食，食品有200多种，具有北方特色。南宋迁都临安后，“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市人开张”，故而，临安饮食既具有北方特点，又融汇了南方饮食的习俗，呈现出南北合流的特色，“南渡以来，凡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11]。

宋朝城市中的饮食有主食、从食之分，精美、丰富、奢华是其特点。宋朝主食花样品种很多，有饭食、面食、馄饨、米面等，从食则包括各种饼，馒头、包子和粥类。宋朝菜肴品种繁多，有下饭菜类、羹汤类、粉类、干菜类、凉菜类等。当时的烹调方法很多，还有诸多佐料，如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辣椒、花椒、豆豉、酱等，再加上精湛的烹调技术，一种菜可做成不同的风味。宋朝肉食的品类繁多，猪、羊、驴、鸡、鸭、鹅等皆可入馔。但是宋朝人普遍以羊肉为上品。当时北宋汴梁市场上每天都有商贩卖羊肉、羊头、羊肚、腰子之类肉食。由于羊肉需求量大，而供应却越来越不足，宋朝不得不从辽、金等处进口羊肉。南宋都城搬到南方以后，羊肉的消费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宋高宗时，“每日宰羊一口供应”，每年实计用羊1008口。同北宋相比，消费量大大降低。除家畜之外，还有各种野味，如貛儿、鹌、鹿、獐、黄羊等，制作品种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满足不同民众的需求。

宋朝城市中既有早市，也有夜市，各种小吃、从食不胜枚举。每天四更时分，卖烧饼、蒸饼、糍糕等点心的人便开始了一天的营生。汴梁夜市从食丰富，物美价廉。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12]。另外还有煎羊白肠、鲊脯、辣脚子姜、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等。经商之人和干公事的人因常常忙到深夜，有买宵夜的需求，所以有的饮食店或三更才打烊，或通宵营业，“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实于此故也”。宋朝夜市的繁荣，表明无论汴梁还是临安，都几乎是不夜之城。

宋人喜吃点心，“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13]。当时的点心制作精巧，种类繁多，圆欢喜、骆驼蹄、糖蜜果实、果实将军、肉果实、丰糖糕、乳糕、镜面糕、韵果等都是为时人所喜爱的名品。此外，宋朝人饮料中还有果汁饮品和汤，而且有冷饮和热饮的分别。《东京梦华录》就记载，北宋时期开封城商贩所卖有药木瓜汁、水木瓜汁、冰雪凉水、荔枝膏等，皆用青布盖着，当街叫卖。《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期的果汁冷饮更加丰富，包括豆汤、豆水儿、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香薷饮、紫苏饮等。其中象“香薷饮”、“紫苏饮”等都是用草药熬制的清凉解暑汤。当时临安冬季里出售的“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则属于热饮，它们是加了调味料的“怪味茶”，非宋人常饮之茶。

宋朝城市餐饮业相当发达。汴梁城的高、中、低档酒店，应有尽有，巨贾高官要山珍海味、排场富贵，贫下之家求食粗饱，皆可得到满足。而伴随着那些追求奢靡享乐之风的盛行，商家为了招揽客户，一些特殊服务便在城市餐饮业中产生，其中就包括在酒楼间，以歌舞卖笑寄生的妓女，酒楼欢笑之声，每夕达旦，“虽暑雨风雪不少减也”[14]。当时官府开设的官酒库，也利用歌妓来促进人们消费。每年九月，新酒上市，官府就让妓女裹花头巾为酒保给客人打酒。那些歌妓，穿着华丽，骑马在前，而少年狎客则争抢着持杯为她们劝酒。一时间“绣幕如云，累足骈肩，真所谓万人海也”[15]。宋朝城市餐饮业中娱乐服务的勃兴，导致社会风气的病态化、畸形化发展，使宋朝君臣对国家前途、命运更加麻醉和冷漠，难怪南宋士人林升感叹故国难复，国势不济，发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