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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王安石像

王安石少年时代爱好读书，十几岁就以善作文章而闻名。他的父亲王益曾在多地做地方官，故而王安石不到20岁就随同父亲四处游历，对北宋地方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的士大夫。22岁中进士之后，他历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王安石变法的诸多思路，也许在他担任地方官期间就已经开始形成。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进入中央权力中枢。他迅速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政治弊端，要求变法。在他看来，宋朝的各项问题，包括前人多有非议的“冗官”、“冗兵”之风，都在于“治财无其道”，而根本在于无人可用。故而他提出要改革人才机制、开拓国家财源，以及强化道德建设等建议。这些主张，与熙丰变法一脉相承。但是，此时距离庆历新政的失败已经10余年，晚年的宋仁宗对变法并无太大兴趣，“万言书”没有引起他的重视。5年以后，宋仁宗去世，即位的宋英宗赵曙也走守旧路线，不愿变法。然而，宋英宗即位四年就因病而逝，即位的是他的长子，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王安石当年所上的“万言书”虽然没有引发仁宗的改革**，但着实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政治抱负。

治平四年（1063）五月，宋神宗即皇帝位。他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经筵侍讲，大力表达对“万言书”的赞赏之情。在这种激励之下，王安石很快又进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仁宗朝以来的选人制度、法制体系、农业经济，以及兵防、宗室、对外关系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鼓励年轻的宋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9]一力主张迅速推动变法。在他的鼓舞和建议下，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和推行新法。熙宁三年（1070）底，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正相之职，负责一切中央事务的推行，变法由此进一步展开。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主旨，主要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

理财诸法是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起点，也是最具争议的内容。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发放贷款，收取低额利息，每半年取息二分或三分，随夏秋两税归还。此法的出发点在于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也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宋朝实行全民服役，服役期间没有收入，且时间漫长，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也严重破坏了生产。募役法则以钱代役，不愿服劳役的民户可以按照等级缴纳一定钱款，称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服役。此法将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既保证了劳动时间，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方田均税法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划分土地等级，核定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并以此作为纳税依据。宋朝“不抑兼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此法虽然不能杜绝，但也核查出了大量隐瞒土地的行为，增加了政府税收。农田水利法则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所需费用既可以由本村人户按照贫富等级集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熙丰以来，地方考核亦以兴修水利和垦荒数量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推动了宋朝农业的发展。

此四法均为“富国”之举，也是最早施行的举措。此外的“富国之法”还有市易法和均输法。市易法是在都城汴京（今开封）设置市易务，由政府出资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是限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之法。均输法则是各路设立发运使，各地缴纳的赋税不再统一收归中央，而是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就近收购和运输。此法在统筹安排基础上，降低了周转费用，减轻了民众的额外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人对市场的操纵。

“富国”之外，还有“强兵”之法。整军诸法是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立国之初又大力强化禁军，士兵数量极多，但战斗力和后勤保障严重不足；兼之皇帝以“更戍法”控制将士，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王安石变法的“强兵”部分即从强化军队力量、保障军需物资两方面而来：保甲法是推行民兵之制，将乡村民户十家为一保，各户出一保丁，农闲时集中训练，建立全民军事储备，以补作战之需；裁兵法是整顿军队之法，针对厢军和禁军，强化训练制度和参军年限，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又称置将法，废除更戍法，加强兵将对军队的领导和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保马法则是后勤之法，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可自愿养马，马匹由牧马监分配，所养马匹和平时期可以用于耕作，养马者还可免除部分赋税；此法的施行，不仅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也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此外还有军器监法，设军器监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不同于庆历新政以政治改革为出发点，王安石变法的起始是以“富国强兵”为立足点的，从经济角度调整国家运行机制，改善政府职能。相对于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难度是有所减小的。在全国范围推行某条新法前，往往还有诸多小规模试验，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新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从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主持变法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新法共实行了16年，在“富国强兵”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全国共兴修了农田水利工程1万余处，溉田36万余顷，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10]。“强兵”也颇有成效：熙和一战，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2000余里，这是北宋军事史上难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