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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范仲淹像

庆历新政的关键人物是一代名相范仲淹。范仲淹堪称北宋士人的楷模，他富于政治热情，又敢于言事，是北宋“士风”的杰出代表。不同于很多士大夫的“清谈”作风，范仲淹富有实干精神。早年他担任开封知府，大力整顿，清弊除恶，时人多有褒奖，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7]。范仲淹对北宋的官僚习气极为不满，且颇有言事精神。景祐年间（1034—1038），因为时为宰相的吕夷简行事独断，范仲淹连上四奏疏，言辞激烈，吕夷简不甘示弱，也指使谏官，多次以“朋党”之罪名在宋仁宗前污蔑范仲淹。范、吕之争牵扯甚广，范仲淹因此屡遭贬谪，但在士大夫的支持下，他又多次被起复。然而，与吕夷简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庆历新政的失败与此也不无关系。

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新政正式开始。改革主要围绕清吏弊、行法治、强农兵而来。范仲淹在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10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采纳了这一方案，并诏行全国。这10条措施，有一半是围绕北宋的选官弊政产生，这也是庆历新政的中心环节。北宋虽然以科举取士闻名，但实则选官过程多恩荫而少磨勘，弊端极多。庆历新政实施，范仲淹亲自主选诸路使官，他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官员便一笔勾去。改革助手富弼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有一家人要为之哭泣啊（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8]改革之决心，可见一斑。

《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陈腐的裙带关系和繁冗的官僚设置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这一改革直指北宋初年恩荫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所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即使改革的支持者，也未必能够幸免。庆历新政所遭受的阻力与制约，多数也正因于此。

庆历四年（1044）四月，毁谤新政的言论就已经逐渐增多，中国历朝统治者最为痛心疾首官员“结党营私”的问题，谏官就以此攻击范仲淹，一再指责他是“朋党”之首。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他为同一阵线的欧阳修也作《朋党论》以示态度。此时，宋仁宗还继续对范仲淹的改革予以支持，但是，“朋党”之说对皇帝并非无影响。

这年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希望“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希望进一步深化改革成果。但在夏竦等人阻挠下，不仅并未成功，还引发了宋仁宗的诸多猜忌。时西北边事再起，范仲淹自请外调，镇守边境，宋仁宗任命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其后不久，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此后二人陆续被削夺在中央的权力，新法也逐渐停用。至庆历六年（1046），新政的支持者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遭贬，范仲淹也被贬往河南邓州，庆历新政彻底失败，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然而，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因为范仲淹等人所点燃的士大夫参政议政热情却日益高涨，庆历新政虽只延续了一年，但开北宋改革风起之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去世，17年之后，经历了“处江湖之远”的王安石，终于迎来“居庙堂之高”的机遇，以其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高昂的政治热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对整个宋朝的走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史称“熙丰变法”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