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国，沿袭的是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模式。赵匡胤曾是后周的殿前都虞侯，后迁任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1]。他作为周世宗柴荣的亲随，多次跟随柴荣出征，很快掌握了后周的军权，因此才得以在柴荣死后，通过军变而黄袍加身。但立国之后，当年的立国功臣很快也成为他警惕的对象。他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虢夺了武将的权力，进而在汴梁设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以“更戍法”分离兵将，又以文官为地方州郡长官，知州之外设立通判，使之互相牵制；又设置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规定各州的赋税留其正常开支外，一律送交京师。这一系列措施，使节度使成为虚职，地方官员互相节制，“利归公上而外权削”[2]，中唐以来为患一方的割据情况至宋朝终于得到了终结，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皇朝得以建立和巩固。

削弱武将实力，让官员彼此之间相互制衡，这些政策确实保障了宋朝君主的权威性。宋人对君权的强化超越前朝，这种强化不仅出自皇帝自身的意愿，亦是士大夫参与建设和维护的结果。宋朝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这一时代的座右铭。而自宋初而设的优待文臣的政策一直延续至南宋灭亡，对文臣的优待以至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虽然自仁宗朝开始党争之祸即愈演愈烈，诸多士人因直言进谏而被远放他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整个宋朝因言获罪而致身死的士人并不多见。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士大夫在政治活动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促使士大夫对自身“同治天下”的要求越发突出。宋朝的士大夫对“治国”有着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希望以一种君主和士大夫互相掣肘又互为依赖的模式，限制君权的膨胀和君主的独断。

然而，君主集权制度的强化，以及“重文轻武”的政策倾向，一方面促进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实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繁冗的官员设置不仅给财政增加了巨大的压力，还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军队的膨胀在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却并不有助于国防的建设，死板的作战模式与低效的训练一旦经历实战往往就不堪一击，无论是宋初与辽的征战还是其后与西夏的对峙，宋军都并无突出表现；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管理模式和苛刻的税收制度，也使得城乡民生凋蔽，怨声载道。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西北边疆至此更是千钧悬于一发。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本来并不重视，但次年三川口一战，李元昊大败宋兵。此后，宋朝又在好水川、定川寨连败；李元昊不断挥师南下，朝野震动。宋夏关系的紧张直接影响到了宋辽的关系，澶渊之盟后一直与宋朝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庆历二年（1042）“聚兵幽蓟，声言南下”[3]，宋朝增加了10万匹两的岁银，此事才算终了。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化了国内矛盾，士大夫纷纷上书，要求改革。欧阳修上书仁宗，直指朝政弊端“一乞选捕盗官，二乞定赏罚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4]，尹洙在上书中也指出“因循不革，弊坏日甚”[5]。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终于下定决心，“遂欲更天下弊事”[6]。北宋政权的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