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世纪，中国社会虽然在空间上两度分化成了三大板块，即辽国—北宋—西夏、金国—南宋—西夏，但各板块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近世，走向深度统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都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深度统一和趋同发展内在地要求各板块走向合一。元朝统一中国，看似因为蒙古帝国武力的强大，实则是武力统一恰好适应了13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内在要求。比较来看，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其他地区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唯独中国，虽有改朝换代，但再也没有分裂。

有意思的是，从元朝开始，中国王朝的国号第一次跳出了地名的窠臼。清朝史学家赵翼说：“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70]的确，元朝以前，中国历朝国号皆以开国皇帝的发祥地或者封地命名，夏、商、周、秦、汉、魏、蜀、吴、晋、隋、唐、辽、宋、夏、金等无不如此。元朝国号“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大哉乾元”又取自《易经》首卦《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第一字。乾卦象征天，“元”为大、首、始之义，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元”国号象征着天下一统。事实上，在改国号为“大元”前，世祖忽必烈已经在年号上作天下一统的文章。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意思就有“天下（中国）一家之义”[71]。1264年，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意。“至哉坤元”又取自《易经》次卦《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的第一字。坤卦象征地，“至”为极、最之义，“至元”同样蕴含着天下一统之义。正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72]

“大元”国号意味着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后大一统观念出现重大转向。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皆是以一地之名作为全国的国号，这明显是武力征服观念的体现，而非社会统一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国号对征服者是荣，对被征服者则是耻，就像秦灭六国，刘汉灭项楚。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73]传统国号皆徇“狃习”，有损于“至公”。《易经》为六经之首，六经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新式国号提炼自《易经》，源于整个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传统，表明大一统不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和空间的统一，更是整个社会的内在统一。如果单看元朝，还无法看出这种转向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然而，继元而起的明清两朝，其“大明”、“大清”国号同样源自中国传统文化[74]，再也未用地名，这表明，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导致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转向是历史的必然。[75]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无须赘言，然而，不少学者却惋惜，元朝同时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使得自宋以来的近世化趋势发生了逆转。[76]这类观点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历史书写本身的缺陷。现有关于元朝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汉族文人书写的。历史上汉族文人华夷相分的观念本身就根深蒂固，加之元朝将汉人、南人在民族分等中置于较低的地位，同时又将儒士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导致元朝以来的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对元朝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见，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元亡宋，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77]。这些偏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汉族文人在历史书写中扭曲元朝的历史实际，如常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78]，就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事实上，在元朝统一南宋之前，包括原西夏、金国地区的中央汗国已经走在了近世化的道路上。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效仿金国，大力推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建设，从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到地方的行省、路、州、县，都与金制大同小异。在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忽必烈也在逐步削弱贵族的特权，“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79]。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忽必烈也非常重视经济领域内的深度统一，尤其是用货币来整合国内经济。即位后不久，忽必烈就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纸币（交钞）。同样，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了国家的深度统一，忽必烈在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中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80]，“帝中国，当行中国事”[81]。经过10余年的建设，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大蒙古国（中央汗国）改组成为中国式的元朝。改组后的元朝与南宋社会已无本质性的差异，一旦以武力实现空间上的统一，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就自然形成了。

正因为10—13世纪辽、宋、夏、金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深度统一，具备了相似的近世元素，当元朝统一夏、金、宋后，三大板块很自然地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是一个再也不会分裂的统一体。

对于所谓元朝相对于南宋的退化，很大程度上是元朝以来历史书写扭曲记载的反映，是哈哈镜式的景象，并非真实的历史本身。除了汉族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外，元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依然在沿着西夏、金、宋时的道路向前发展。就南宋地域的演变来说，社会变革，元朝非但没有倒退，反而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定型，即“酝酿于北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82]；经济变革，元朝重农而不抑商，经济自由度比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水平都要高于南宋，货币市场空前统一[83]，商品经济空前繁荣[84]，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商帮[85]，经济总体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86]；思想文化变革，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南宋的理学在元朝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广度上扩张到整个中国，深度上渗透至基层社会，从而奠定了理学在元明清时期中国主体思想的地位。

[1]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 关于“征服王朝”论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也已经有了许多总结性的论述，参村上正二，方广昌译：《征服王朝论》，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第35～39页；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第78～83页；熊鸣琴：《谁之征服？如何认同？》，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第86～89页。

[3] 这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地非常明显。民国时期，历史学大家辈出，但比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大家以辽宋夏金为主要研究方向，像陈寅恪，虽然对宋朝历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7页），但其本人却很少研究宋史。民国时期正值“征服王朝”论流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志在救亡图存的民国学人对辽宋夏金的历史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4] 许多学者以916年为契丹国的开国之年，这是严重的误解，契丹国早在907年就已正式建立，916年只是仿汉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而已。

[5] 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44页；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46～58页。

[6] 十国中另外3个国家是前蜀、南吴、南闽，前蜀与后蜀前后相继，南吴与南唐前后相继，南闽则为南唐所灭。

[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

[8] （北宋）田沉：《儒林公议》卷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

[9] （清）王仁俊：《辽文萃》卷3《遣萧德崇等为夏人议和使宋国书》。

[10] （元）脱脱：《宋史》卷20《徽宗二》。

[11] 《宣和遗事》前集。

[12] （南宋）岳珂：《愧郯录》卷9《金年号》。

[13] 关于金朝开国史，疑问颇多，刘浦江先生认为，完颜阿骨打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参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72页。

[14]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元）脱脱：《金史》卷77《宗弼传》。

[15] 双方曾经有过互动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参（元）脱脱：《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

[16] 《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南宋）岳飞：《岳忠武王集》]

[17] 关于中国核心区的南线，在汉唐时期，南方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曾长期属于中国，968年，即宋太祖开宝元年，安南走向独立，其后，虽然宋太宗、宋神宗也曾试图收复安南，但皆未获成功，1174年，宋孝宗以诏书的形式赐其国名安南，正式承认了安南的独立，也最终确定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

[18] 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8页。

[19] 内藤湖南的文章非常简略，其弟子宫崎市定随后对其学说作了详细补充，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原载《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53～241页。

[20] [日]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第一章“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东京：创文社，1998年版。

[21] 贾大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52页。

[22] 刘光临：《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008年，第222～280页。

[23] 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参[日]谷川道雄：《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张邻译，载《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3～150页。笔者持宋代是中国近世开始的观点。

[24] （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1《经师家法说》；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页。

[25]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郝若贝（Robert Hartuell，1932—1996）：《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易素梅、林小异等译，收于伊沛霞、姚干主编：《当代西方汉学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246页。

[26] 由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本文侧重分析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

[27] 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69页。

[28] 杨军：《“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28页。

[29] 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5～97页。

[30] （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四》。

[31] 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0页。

[32] （元）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

[33] 魏特夫、冯家升：《辽朝的货币与信贷》，载《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9年第6期，第10～14页；秦佩珩：《契丹货币问题探源》，载《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57～60页。田广林认为契丹货币经济确立于辽国初年，但并没有典型史料证据，恐难成立。参田广林：《再论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的确立》，载《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第24～27页。

[34]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35] （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

[36] 赵永春：《辽人自称“中国”考论》，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第145页。

[37] （南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

[38] （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2《朔问下》，见张次溪：《燕京访古录》。

[39] 张其凡、熊鸣琴：《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诸说考辨》，载《文史哲》2010年第5期，第91页；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50页。

[40]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

[41] （元）脱脱：《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

[42] （元）脱脱：《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

[43] 李范文：《西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

[44] 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当然，并不是整个西夏的部落都转变为地域性的乡村公社，这主要是就核心区而言的，在西夏的边疆地带仍存在着大量传统部落。

[45]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85页。

[46] 李学江：《从〈天盛律令〉看仁孝时期的西夏货币》，载《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61～62页。

[47] 杨继贤：《略论西夏的货币形态、货币制度及货币经济》，载《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A3期，第263～267页。

[48]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49]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僭逆》。

[50] （元）脱脱：《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

[51]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1。

[52]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3《绥城易寨》。

[53]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5。

[54] 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73～176页。

[55]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一》。

[56]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

[57] （元）脱脱：《金史》卷128《循吏》。

[58] （元）脱脱：《金史》卷88《唐括安礼》。

[59] 金朝猛安、谋克的称谓比较复杂，既是组织名称，也是组织头目的官职名称。

[60] 程妮娜：《论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载《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第58～59页。

[61]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62]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40《许奉使行程录》。

[63] （元）脱脱：《金史》卷48《食货三》。另参梁淑琴：《试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载《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第98～102页；秦佩珩：《金代货币史论略》，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44～48页。

[64] 杨君：《金朝铜钱货币流通贮藏形态管窥——以出土金朝钱币实物为中心》，载《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第3～11页；李东：《从吉林境内的金代窖藏铜钱谈当时的货币经济》，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39～43页。

[65] （明）宋濂、（明）王祎：《元史》卷163《张德辉传》。

[66] （金）刘祁：《归潜志》卷12《辩亡》。

[67] 赵永春：《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37页；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第1页。

[68] （元）脱脱：《金史》卷7《世宗中》。

[69] 清朝继承祖先的政策，同样将女真族发祥地置于社会变革之外，但因近代西方列强的强力渗透，这一政策最终破产。参王振科：《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初探》，载《四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42～49页；马越山：《清代东北的封禁政策》，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44～50页；王景泽：《对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的再认识》，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48～55页；刘智文：《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刍议》，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6期，第133～136页。

[70]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9《元建国号始用文义》。

[71]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1《诏令》。

[72] （明）叶子奇等编：《草木子》卷3下《杂志编》。

[73] 《元典章》卷1《诏令》。

[74] 关于明清两朝国号，参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蕴》，载《史林》2014年第2期，第52～57页；叶红、胡阿祥：《大清国号述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第65～77页。

[75] 朱希祖认为“大元”国号可以“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外族并吞之观念”（《后金国汗姓氏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上册，1933年，第20页），此说固然有理，但未顾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76] 周良霄：《元代史》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77页。

[77] （清）王夫之：《宋论》卷15《度宗》。

[78] （明）叶子奇等编：《草木子》卷3上《克谨编》。

[79]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不过，元朝对贵族制的打击并不彻底，尤其是在蒙古本土，传统贵族制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80]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81] （明）宋濂、（明）王祎：《元史》卷160《徐世隆传》。

[82] 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载《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第83页。

[83] 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在整个中国统一发行纸币的王朝，参见（清）魏源：《元史新编》卷87《钞法》。

[84] 李干：《元代的商品经济》，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66页。

[85] 存理：《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及其特点》，载《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7～23页。

[86] （明）宋濂、（明）王祎：《元史》卷183《苏天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