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太祖、太宗时代，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落贵族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君主的权力还非常有限，某种程度上，贵族政治甚至凌驾于君主权威之上。但金熙宗以后，金国政治制度开始全面走向汉化，勃极烈制度被废除，君主独裁政治得以建立。[54]金熙宗“颁新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55]，“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国之制”[56]。在女真传统制度中，唯独猛安、谋克保留了下来。不过，猛安、谋克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革除部落贵族制的结果，“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部落联盟首领），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令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县郡置吏之法”[57]。“一如县郡置吏之法”，即将猛安、谋克官僚化。不过，金初猛安、谋克的官僚化是不彻底的，仍然保留了贵族政治世袭的色彩。尽管猛安、谋克可以世袭，但又与辽国头下户属于领主不同，金国的猛安谋克户属于国家，不属于领主，即“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皆是国人”[58]。金国征服辽国、北宋后，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地区，猛安、谋克地方行政组织的性质呈逐渐强化之势，猛安比防御州、谋克比县。[59]随着君主集权的强化，猛安、谋克制度的贵族色彩逐渐淡化，金熙宗以后，作为官职的猛安、谋克被纳入国家官僚体制，“猛安谋克官员职掌与同级汉官基本相同”，到金章宗时，猛安、谋克彻底完成了官僚化改造，“与汉人官制同一”[60]。

金国建国前后，商品交换还停留在实物贸易阶段，“其市无钱，以物博易”[61]，“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62]。随着金灭辽国、北宋，辽国、北宋发达的货币经济很快注入进了金国社会，辽、宋旧钱通行于金国全境。到金国中期，随着商品经济走向繁荣，金国开始大力发行自己的货币，首先是纸币（交钞），其次是铜钱。其中纸币的发行量尤其泛滥，到金国后期，由于国家财政经费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63]。货币经济大潮席卷了女真族原实物贸易区，近年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出土了大量金国钱币，既有金国自己发行的钱币，也有宋朝钱币，这表明女真族发祥地同样被卷入了货币经济大潮之中。[64]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65]相比辽国、西夏，金国在以中国文化统一意识形态方面做得更加彻底，金熙宗以后大行中国法，官制、律令、礼乐等皆近中国。[66]据赵永春的考证，《金史》中共出现“中国”14次，其中3次指中原地区，其余均指金国，表明金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逐渐以“中国”自居。[67]

与宋朝一样，辽、夏、金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辽、夏、金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因为部落贵族制的消解，国亡之后族亦难存，所以，辽国之后再无契丹、西夏之后再无党项。女真似乎是例外，金亡之后女真族仍在关外（东北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明末再度勃兴，建立起了清朝。女真之所以例外，是因为金国关内外女真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关内女真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下逐渐褪去了部落色彩和贵族特性，成为国家的一般子民。作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关外女真在国家的特别优待下得以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较多地保留了女真的传统和原貌。金世宗在回忆上京会宁府时就说：“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并说：“女真旧风最为纯直……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皆出自然……旧风不可忘也。”[68]儒家本身就以“敬亲戚”、“尊耆老”著称，金世宗却非常怀念上京敬亲戚、尊耆老的“旧风”、“旧俗”，这表明关外女真耆老的地位远远高于关内，关外始终维持着贵族制传统。因此，金朝灭亡后，关内再无女真，关外女真却以相对旧的、原始的形式保留了下来。[69]

当然，说辽、夏、金走向近世，主要就辽、夏、金的主体民族和核心区而言。辽、夏、金的主体民族分别为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辽、夏、金的核心区除了包括主体民族聚居区外，还包括汉族聚居区，如辽国的燕云十六州、金国的中原地区等。无论是宋朝，还是辽、夏、金，都有很多羁縻少数民族。这些羁縻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普遍滞后于主体民族和核心区，自然谈不上近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