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前的政治、社会同样流行部落贵族制，“部（落）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40]。不过，与辽以及后来的金不同的是，西夏地区自汉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汉族文化非常流行，因此，西夏建国时就已经非常熟悉中原的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仿照宋朝的制度而创立官制，即“设官之制，多与宋同”[41]，如中央同样设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使台等，地方同样设有监司、州（府）、县等。夏、宋两国的制度相同，但社会却不同，西夏建国时的社会仍保留着浓厚的贵族色彩，如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42]，因此，西夏的制度建设是稍微超前的，政治变革略先于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西夏的制度容易发生反复，容易在汉制和党项族传统之间来回改变，如夏惠宗时期，围绕着“蕃礼”与“汉礼”，代表传统贵族的母党梁氏与代表皇权的皇帝李秉常之间展开过近20年的斗争。[43]不过，随着君主集权的巩固，西夏的部落贵族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到西夏中后期，部落的形式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褪去了贵族色彩，转变成地域性的乡村公社。[44]

甘肃、宁夏地区早在汉朝就已纳入汉族文化圈，而且这一地带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在建国前，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建国后，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货币“成为西夏社会普遍的价值尺度、流通和贮藏手段”[45]，到西夏后期，市镇商业贸易发达，货币经济达到了繁荣阶段。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来看，西夏的物品多以货币计值，官员的俸禄、赏罚多以货币支付，国家的部分赋税也以货币征收。[46]而且，从现有出土钱币来看，西夏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北宋的货币，表明西夏对外贸易的规模很大。在前三国中，西夏货币经济的水平高于辽，接近于宋。[47]

西夏在思想文化上同样注重以中国文化来统一国内的意识形态。“拓拔自得灵夏以西……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48]景宗李元昊“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学、汉学”[49]，“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50]。毅宗李谅祚“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51]，“夏国自谅祚请去蕃礼从汉仪之后，常服中国衣冠”[52]。惠宗李秉常心好中国制度，“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