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契丹政治上采取的是部落贵族世选制和集议制。[27]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对部落贵族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变家为国”，变部落组织为国家，将皇帝权力置于至上地位，逐步建立起君主独裁体制。[28]辽国前期，部落贵族制色彩仍然非常明显，其标志就是头下军州制的存在。头下军州是契丹贵族们的私城，并得到朝廷赐封的州号、军号。贵族们将俘虏来的汉人、渤海人等聚于私城，纳为头下户。头下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29]但到辽国中后期，头下军州制逐渐走向消亡，与此相应，头下民户逐渐被纳入国家编户。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民户应历（951—969）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0]圣宗以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再也未见新建的头下军州，原有的头下州军也逐渐向国家州县制过渡。[31]

说到辽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得不提辽国独创的“一国两制”。辽国“因俗而治”，创造性的建立了两套官制体系，“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不过，辽国的“一国两制”并不意味着社会分裂，它恰恰是适应社会深度统一的需要。契丹人与汉人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前者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后者从事农耕，聚族而居。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必然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北面官治“宫帐、部族”，适合游牧族群的管理，南面官治“州县、租赋”，适合定居族群的管理。[32]很显然，辽国的“一国两制”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丝毫不妨碍君主独裁，不论北面官还是南面官，都只是听命于皇帝的官僚。

辽国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大发展的过程。辽国前期，商品交易很少，而且基本是实物交易；但到辽国中期，货币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到辽国后期达到**。货币经济不仅强化了辽国农耕区内部的联系，而且渗透进了游牧区，使分散的游牧部落开始走上了经济一体化，如上京地区，到11世纪中叶，钱币已经明显地在部族中使用。客观地说，辽国部落之间货币流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还很微弱，无法与农耕区相提并论，但这种新趋向的形成就已实属不易。从辽国的货币流通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性的货币流通和商品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澶渊之盟以后，宋朝的货币开始大量进入辽国，甚至进一步流通到了朝鲜。20世纪，朝鲜北部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钱币，其中宋朝钱币最多，其次为辽国钱币。[33]

辽国在思想文化上非常注重以中国文化来统一国内的意识形态。“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34]“辽人嗜学中国”、“典章文物，仿效甚多”。[35]辽圣宗、辽兴宗时期，契丹族已经开始以“炎黄子孙”自称。[36]辽道宗自信辽国“文物彬彬，不异中华”[37]，曾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38]大致在辽道宗前后，契丹开始以“中国”自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