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世纪以前，中国经常出现诸国林立的局面，如春秋战国、魏蜀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10—13世纪，中国先后形成了辽国—北宋—西夏、金国—南宋—西夏鼎立的局面，看似是分裂时代的延续，实则中国社会在此一时期完成了深度统一。非常奇妙的是，自元朝统一中国后，除了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外，中国核心区再未出现分裂国家。10—13世纪，辽国、金国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北线，西夏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西线，宋朝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17]将前、后三国合并来看，今天中国诸省在前、后三国版图中的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省份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核心区。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之所以分裂止于此，其根源就在于10—13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深度是相对于浅度而言的。从时间连续性来看，从浅度统一到深度统一对应的时间是从唐到宋。关于从唐到宋的变化，最有名的学说就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1910年，内藤在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18]，奠定了唐宋变革和中国近世说的基础。[19]内藤先生的唐宋变革学说激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共鸣，在其后百余年的中国史研究中，“唐宋变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研究范式，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唐宋变革学说的核心观点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唐朝是中世的结束，而宋朝则是近世的开始。表现在：首先，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君主独裁、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门阀社会消解，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财产私有权得到国家承认；在政治、社会转型中，科举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科举制相伴的文官政治不仅奠定了中国近世政治的基础，而且对西方近现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经济形态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取代了实物经济、庄园经济；宋朝政府成功地应用货币整合了国内经济，[20]宋朝货币经济在中国古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国家税收，非农业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收入，非农业税约占70%，农业税约占30%，[21]以至于许多学者称宋朝为世界上第一个“税收国家”，或者说“财政国家”。[22]最后，思想文化上，平民化的新儒学（理学）、新文学（古文运动、词曲）取代了传统贵族化的注疏经学和骈体文学。[23]

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宋朝社会的深度统一。第一，贵族社会的消解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一。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几乎都是世袭的，民众与其说属于国家，不如说属于各个贵族。在这种局面下，即使国家是统一的，社会也是分裂的，分属于大大小小的贵族。在官僚社会则不一样，人民直属于国家，不再属于贵族，官僚没有世袭特权，同样直属于国家。第二，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二。实物经济、庄园经济必然将社会从经济上割裂成许许多多小的板块。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则能将本来分裂的经济板块整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第三，主流思想文化的平民化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三。宋以前的主流文化是贵族式的，只属于少数人，难以统一社会大众。宋朝印刷术的大发展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大跃进，同时，主流文化又有意识地向社会大众靠拢，使得全社会的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以最重要的经学来说，宋朝以前的经学最重师承家法，传承多以家学的形式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授，因而号称“专门之学”、“一家之言”，[24]宋朝以后则多由社会化的学校、书院传播，大众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唐宋变革说的焦点主要在宋朝，忽视了同时期的辽、夏、金。多数学者认为，唐宋变革始于唐中期，即8世纪中叶，标志性事件是安史之乱。[25]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社会开始沿着两条主线发展演变，一条是从唐到宋的演变，另一条是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从唐到宋的演变就是学者所熟知的唐宋变革，这一演变实质上是农耕文明的演变。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则是游牧文明的演变，这一演变虽然很少受人关注，但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并不亚于从唐到宋的演变。在宋朝农耕文明走向近世的同时，辽、夏、金的游牧文明也在走向近世，只不过中国游牧文明走向近世的步伐稍微缓慢一些。[26]

说辽、夏、金走向近世，并非因为辽、夏、金与宋朝同时代，而是因为辽、夏、金同样具备了近世社会的核心元素。表现在：第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部落贵族制走向瓦解，君主独裁体制走向成熟，与部落贵族制瓦解相对应，部落人民得到解放，与汉民一样成为国家的编户。第二，经济形态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将农耕区、游牧区联成一体。第三，思想文化上，主动向中国文化靠拢，逐渐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详细论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