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三国中，西夏是最为弱势的一方，但在三国之间的互动中，由于宋、辽互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西夏反而成为最为稳定的一方。从前三国到后三国，西夏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一方，宋、辽两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宋、辽两国表面上以兄弟互称，但骨子里皆视对方为死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到宋徽宗的时候，宋朝的机会终于来临。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辽国版图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金国。在随后的几年中，辽国节节败退，金国节节胜利。借助新的国际局势，宋朝决定联金灭辽，并于1120年商定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夹攻辽国，若灭辽，燕京一带归宋；宋金誓为兄弟之国；原输辽国的岁币转输金国。[11]海上之盟对于宋的意义是收复了燕云地区，对于金的意义则是取代辽国成为北方新的霸主，即“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12]。

金国（1115—1234）是以女真族为主建立的国家，也是从前三国到后三国唯一新出现的国家。1115年，辽国属臣完颜阿骨打（1068—1123）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金”[13]。借助宋朝的牵制和联合攻击，金国仅用10余年的时间就攻灭了辽国。然而，令宋朝意想不到的是，金国已经高速转动的战争机器不是一个辽国就能让其冷却下来的。在灭辽后仅仅2年，金国又将宋朝驱逐到了南方。金朝经历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卫绍王、宣宗、哀宗、昭宗9位皇帝，共120年。相比辽国整合中国北方局部，金国则整合了中国整个北方。辽国虽然横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区的范围非常狭小，主要局限于燕云16州；金国同样横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的范围大的多，涵盖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农耕区。从今天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全部，内蒙古、陕西大部，甘肃、江苏的一部分皆在金国版图之内。

南宋（1127—1276）是宋室南渡的结果。海上之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灭辽之后，金国扩张的矛头迅速转向了宋朝。从靖康元年（1126）到靖康二年（1127），不到2年的时间，宋朝北方地区全部沦陷，宋徽宗、宋钦宗也成为金国的俘虏，史称“靖康之难”。以赵构为首的宋朝残余势力仓皇南下，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重建中央政权。经过16年的拉锯战，宋朝与金国的力量对比趋于一种新的平衡，其标志是绍兴十一年（1141）双边和议的签定。绍兴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宋、金以大散关—淮河为分界；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14]绍兴和议的签定标志着后三国格局的定型。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与北宋一脉相承，国号皆为“大宋”。“北宋”、“南宋”之称是后世所加，目的是为了区分南渡前后之宋朝。南宋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宗7位皇帝。南宋继承了北宋全部的南方地区。

后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也是各方势力长期博弈的结果。金国原有统一整个中国的雄心，建炎三年（1130），金军追袭宋高宗，一度占领临时首都临安，但宋高宗成功逃到海上，金军无功北返；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倾国南伐，再次试图问鼎华夏，惜因内乱而死。南宋同样不甘心偏安东南一隅，时刻不忘驱除胡虏，光复中原，并曾3次大举北伐，分别为绍兴四年（1134）的岳飞北伐、隆兴元年（1263）的隆兴北伐、开禧二年（1206）的开禧北伐。但不论是金国的南征，还是南宋的北伐，皆离战略目标相差甚远，表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打破新的力量平衡。

在后三国中，西夏的国际生存环境是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在前三国时期，西夏需要随时承受来自北宋的巨大的外部压力，但在后三国时期，西夏与南宋之间为金国所隔断，丝毫也不用承受来自南宋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整个南宋时期，宋、夏两国中央政府就没有过直接的互动。[15]西夏整个东部被金国包围，没有来自南宋的压力，同样很难有来自南宋的援助，因此，理论上，西夏会遭受金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宋、金两国的致命心结很大程度上解除了金国对西夏的威胁。南宋不仅失去了中原，使祖宗陵寝沦陷，还让徽宗、钦宗成为金国的阶下囚。家仇国恨使得南宋君臣恨金入骨，岳飞《满江红》就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16]对于南宋刻骨铭心的仇恨，金国心知肚明，不可避免地视南宋为死敌，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用在防范南宋上。金、夏之间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双方皆乐于维持现状，虽偶尔小有冲突，但总体上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