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派兵渡过长江，灭掉了位于南方的陈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将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统一王朝，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隋朝虽然享国时间短暂，但非常强盛，对外交流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隋炀帝即位后，锐意对外经营，大业三年（607），他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从南海郡（治今广州市）出发，出海前往赤土（位于今马来半岛南部）。船队从南海郡出发后，先到达焦石山，再向东南航行，在陵伽钵拔多洲停泊，这座岛与西边的林邑（今越南中部）相对。又向南航行，到达一座名叫狮子石的海岛，两三天后经过狼牙须国（在今马来半岛北部），到达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东部）境内的鸡笼岛。赤土国王派遣婆罗门鸠摩罗率领30艘海船来迎接，再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赤土国国都。在赤土国，常骏使团获得了王子和国王热情的高规格接见，使团圆满完成任务，乘船入海，在海上航行十多天，到林邑东南，沿海岸的山峦航行，到达隋朝境内的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大业六年（610）春，常骏与赤土国的那邪伽王子在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谒见了隋炀帝。

常骏出使赤土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明了当时中国海船的航行能力，以及在此之前就业已存在的海上交通线。隋朝和赤土都清楚对方的存在并愿意加深了解与沟通，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南海交通的重大意义。隋炀帝时期，很多海外国家都取道海路前往隋朝朝贡，其中包括赤土、真腊（在今柬埔寨）、林邑、婆利（在今文莱）、丹丹、盘盘等国。

唐朝建立之后，国内局势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对外又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成为强盛的东方大国，声威远播。唐朝在对外交往方面，抱持比较开放的心态，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经商、居住，允许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建立寺院。唐朝还采取宽容开放的人才政策，外国人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通过后一样授官任职。著名的例子有盛唐时期的日本人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他在唐朝留学后，因慕中国之风，在唐朝居住50余年，曾任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等高官。唐僖宗时，新罗（在今朝鲜）人崔致远考取进士后，曾任淮南节度使从事之职。唐宣宗时期，随商船来华的大食（及阿拉伯帝国）人李彦升考取进士，一举登第。

唐朝对前来朝贡的使者，在制度上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上面记载了对从各个方向朝贡使团赏赐财物的规定，其中海上各国，主要是由交州都督府负责。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身兼卢龙、范阳、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治今北京市市区）起兵反叛，迅速攻陷河北各州县，随即占领东都洛阳和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戍守西北的军队奔赴内地作战，吐蕃乘机夺取了原本属于唐朝的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西北丝绸之路受到严重阻碍，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资治通鉴》中记载：当年，河陇地区被吐蕃占领，天宝年间来到长安奏事的安西、北庭官员，以及西域各地的使者，他们的归途都被阻断。几十年后，才分别遣送他们从海道返回。

安史之乱耗时8年，叛军与唐朝军队之间反复作战，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摧残，社会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整个北方地区一片荒凉。《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当时的情形：“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5]

为了躲避战乱，保全性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纷纷向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地区迁徙，其中最主要的迁徙方向就是向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地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叛军向江淮地区大举进攻，遭到唐朝守军张巡等的顽强抵抗，南方半壁得以保全。李白有诗为证：“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在战争平息后，很多北方人留在南方，定居下来。据学者估计，安史之乱后大约有250万北方移民定居在南方。

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陷入长期的藩镇割据之中，藩镇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和其后（包括五代十国时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导致北方人民大批向南方迁徙逃难。甚至有地方军政长官率领辖境人民集体迁徙，如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刺史王绪带领光州、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5000士兵，“驱吏民渡江”，最后进入福建，跟随他南迁的移民可能达到两三万人。

数量巨大的劳动力迁徙，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分布，人口比重由南轻北重变为北轻南重。加上长期和平稳定，南方经济和文化稳步发展起来，导致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到宋朝时这一历程基本上完成了。广州所在的岭南地区虽然距离中原较远，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区域，但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广州的户数是7万余户，而开元年间是6万余户。人口的增长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同步的。

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海路相通的国家，无论数量还是交易的规模，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增长。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著名地理学家、宰相贾耽记录了唐朝与“四夷”交往最重要的七条路线：“一曰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治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入回鹘道，五曰安西（治今新疆库车）入西域道，六曰安南（治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16]其中第2条和第7条是唐朝通过海路与海上各国联系的主要通路。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广州通海夷道”的具体行程如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在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img alt="" src="../Images/image393-1.jpg" /]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img alt="" src="../Images/image393-1.jpg" /]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img alt="" src="../Images/image393-1.jpg" /]国北，入于海。又自提[img alt="" src="../Images/image393-1.jpg"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17]

这条海路从广州出发，穿越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及东非海岸，是当时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18]

在唐朝，阿拉伯人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沟通。9世纪中期，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就记载了从位于波斯湾的伊拉克港口巴士拉出发，最终到达广州的航程。这条航线在马六甲海峡以西与“广州通海夷道”航程相似，过马六甲海峡后向东，到达菲律宾群岛后，向西折回，沿中南半岛东海岸向中国港口航行。全程需要87天，和贾耽所记航线时间相仿。他在书中还记录了唐朝贸易港口的情况，介绍了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这4个主要港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到过广州，他编撰有《中国印度见闻录》，书中记载的他的来华路线，与“广州通海夷道”也很相似。

隋唐时期的海外贸易，中国的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10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他的著作《地理志》中，把中国陶瓷、中国丝绸都列为受阿拉伯世界欢迎的名牌产品。[19]唐朝时新罗僧人慧超曾说，波斯商人往往从波斯湾出发，航行到印度洋，到斯里兰卡换取宝石等物产，又到东南亚换取黄金。也会航行到中国，直达广州，换取丝绸等纺织品。[20]据学者研究，在唐朝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方，都有产自中国的瓷器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朝瓷器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长沙窑在唐朝中国并不出名，但在埃及、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都发现了唐朝长沙窑瓷器残片，这说明中国瓷器出口数量之大，各港口腹地之广。近年以来，在海南岛东部陵水县的海滩，以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也都发现了唐朝时期广东的瓷器，这些瓷器都是成捆套叠堆放的，看得出是为外销所包装，是唐朝瓷器经海路外销商船沉没所遗留。[21]这可以看出唐朝瓷器生产销售的商品化程度之高。唐朝时期，进口商品以象牙、犀牛角、珠玑、香料等为主，印度、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的药材也为数不少。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的文化、技术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如波斯的金银器皿制作技术。外国的医术也传入中国，唐朝鉴真和尚在广州停留时，患有眼部疾病，当时有“胡人”说能治疗眼病。这个胡人很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可见当时居留在广州的外国人数目之众多，各行各业都有。

为管理日益繁盛的对外贸易，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唐朝设置市舶使，管理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广州的海外贸易非常兴盛，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每年抵达广州的海外商船少则四五艘，多则40余艘。天宝八载（749），唐朝高僧鉴真途经广州，在珠江上见到了如此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22]当时的海船贸易，因为靠季风航行，冬去夏来，具有季节性，正如鉴真所说的“往来居住”。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谈到广州海外贸易之兴盛时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很多诗人在诗文中留下了关于广州市舶盛况的记录，如杜甫在他的作品《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中，写有“海胡舶千艘”的诗句。唐朝诗人刘禹锡《酬南海马大人诗》中也有“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之句。泉州的市舶贸易也很兴盛，唐中期诗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市井十洲人”，可见来泉州经商的外商之多。

随着入华外国人的增多，他们因等候季风、存储货品等原因，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停留、居住。后来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中国与域外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一些域外客商长期居住在中国，在港口建立居处。唐朝的时候，就有不少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诃陵等国番客留居广州。宋朝人章望之在《重修南海神庙碑》中说广州当地居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有些外国人甚至在中国居住几十年不回国。

外国人所居住的区域被称作“蕃坊”，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房千里所著的《投荒杂录》，文中提道“倾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房千里曾在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和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等地任职，距离广州都不远，对当地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对“蕃坊”的记载也是可靠的。

据学者研究，唐朝中后期，每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接近1万人次，这个数目相当可观。古代来华的海船因受印度洋和南海信风的影响，一般多以农历五六月乘西南信风直达广州，到十一、十二月借东北信风南下回国。因此，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包括船上的船员水手，至少要在中国居住半年，所以当时住在广州等沿海港口的外国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夏秋两季居多。这么多的域外人员和如此规模的商品货物进入广州，为管理与中国风俗不同的侨民，组织外贸交易，亦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区域供其居住、经商，蕃坊也就应运而生了。据《宋高僧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僧人释不空从广州返回狮子国，准备乘船离开的时候，采访使召集番禺（治今广东广州）境内“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人，吩咐道：“现在三藏法师前往南天竺狮子国，你们要约束船主，妥善把法师及弟子一行37人送到目的地，不得有任何疏失。”这条记载也说明唐朝政府对外籍人士的管辖。

唐朝时，从海路来华经商的国家，从东南亚到波斯湾，直达东非沿岸，不下二三十国，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多，以广州和扬州二地为最盛。这些外商主要经营香料业和珠宝业。这些外籍商人在居住地“多占田，营第舍”，有的与当地人“相婚嫁”[23]，融入了中国社会。从海路进入中国的域外商人往往沿大运河北上，《旧唐书·田神功传》提到，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扬州胡商波斯数千人被杀。可见在华域外商人的人数。其中，大食商人人数最多。传说唐末黄巢率军攻打广州，杀死大食商人及其他外国人众多，可见当时在广州等东南港口城市的外商很多。

隋唐时期的中国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国势强盛，日本从7世纪初掀起向隋唐学习的热潮。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率僧侣几十人到中国求取佛法，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遣隋使。唐朝建立之后，日本认为唐朝是“法式备定之珍国”，继续派出使团、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文化、法律、制度。从630年到894年，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把中国的法律制度、宗教文化等介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大化革新”和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的繁荣。日本仿造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创立三大臣八省；参照唐朝的“律令格式”法律体系，制定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在城市规划方面，仿造隋唐长安城，修建了平城京城（在今奈良西郊）。汉字在日本被广泛应用，后来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本国文字“假名”。中国的教育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面貌。

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主要国家是新罗，其奉行与唐朝交好的政策。唐朝与新罗之间往来频繁，主要是通过海路，从山东半岛北端的登州（治今山东蓬莱）、莱州等地出发，渡过黄海到达新罗的场口镇，也就是贾耽所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日本僧人圆仁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有很多新罗人居住在唐朝登州、莱州、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市）、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等北方沿海地区。唐朝中期，曾在唐朝军队中任低级军官的新罗人张保皋在新罗莞岛设置清海镇，经营唐朝、日本、新罗间跨黄海的国际贸易，兴盛一时。

唐朝的时候，佛教兴盛，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数量不输前代。由于海上商路的畅通，很多僧人选择乘坐商船，沿海路奔赴印度留学。据学者统计，有唐一代，取道海路赴印度求法的僧人，其事迹可考的有40多人次，以中国僧人为主，也有日本、高句丽和新罗僧人。

当时的航线主要是从交州、广州出海，经室利佛逝（在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带）、诃陵（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末罗瑜（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等国，到达狮子国和天竺。乘海路西行求法的高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等。义净是齐州（治今山东济南）人。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从广州搭乘波斯大船，经室利佛逝到达印度，在印度瞻礼佛教胜迹，后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垂拱元年（685），他携带大批佛经乘船东返，途中又往返于广州和室利佛逝之间，最后于延载元年（694）回到广州，随即北上洛阳。义净回国后从事翻译事业，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记录当时印度、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典籍。慧超是新罗人，他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浮海前往天竺，后从陆路回到安西。不空（705—774）是狮子国人，早年来华，后受唐朝委任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又在印度游历。天宝五载（746），不空携大批佛经回到长安，译经弘法，成为中国密宗祖师。

在唐朝，很多日本僧人乘船来到中国求取佛法，与此同时，他们还邀请中国的高僧前往日本弘法。很多中国僧人应邀前往，其中最著名的是扬州僧人鉴真。他应日本入唐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率弟子东渡日本，10年内失败5次，第5次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海南岛，在广东因天气炎热生病，导致失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第6次东渡日本，终获成功。他在日本传播佛教戒律，对日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鉴真东渡是中日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在日本奈良的唐昭提寺中还供奉着鉴真的坐像，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隋唐之际已走向繁盛。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中外海上交通、海外贸易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 林海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 （东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

[3] （北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

[4] （唐）玄奘、（唐）辩机：《大唐西域记》卷1《飒秣建国》。

[5]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

[6]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519页。

[7]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

[8]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147《兵制》。

[9]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49《士燮传》。

[10]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百谷部布帛部》。

[11]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

[12]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狮子国传》。

[13] （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

[14]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16]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17]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18]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74～75页。

[19] 沈福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20] （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卷31《波斯国》。

[21]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第86～87页。

[22]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23]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82《卢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