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文秀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端午》）在唐朝，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纪念屈原已是居于主流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在屈原之前，端午节的雏形就已经存在，更早时期的节俗则有其另外的渊源。而避疫和纪念，自汉唐至后世，一直是端午节并行的两大主题。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28]即指兰汤沐浴。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五月五日”与“兰汤沐浴”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而兰汤和沐浴，也是史料中提到五月五日这个特定时间时，较早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在传统社会里，沐浴行为至少包含两个要素，首先是礼的要求，其次才是身体上的需要。蓄兰沐浴用以保健身体，同时服从于礼法的规定，恐怕是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主要原因，唐朝韩鄂辑的《四时纂要》中亦提到此日沐浴，有令人吉利之说。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之前。而夏至在唐朝民众的观念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谨慎避忌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唐朝时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的习俗。夏至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事实上，汉魏以后以至唐朝，阴阳术数观念盛行，民众逐渐将夏至的月讳习俗转移到五月五日这一时间点上。后世的端午禁忌，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夏至的影响，连唐朝的角黍亦以“取阴阳包裹之象”来解释。

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令，端午在唐朝民众的避疫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唐朝人认为端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毒盛行，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人们在端午之日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或“长命缕”的五色丝织品。唐朝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的物品，也含有避瘟之意。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多避瘟、消灾和保健身体的意义。然而，“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以意命之而已”[29]。无论是人形的艾草还是五彩的丝线，都寄托了人们较原始的避瘟意识和养生观念。

精神层面之外，五月五日在治疗疾病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不仅与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理念有关，也更多地受到端午本源的影响。端午乃造药治病之吉日的说法，为历代医家所认可，唐朝尤其盛行。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30]五月五日的艾草和菖蒲，更是治病保健的良药。从自然气候方面分析，端午正值仲夏，气温升高，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增大，病原微生物及各类害虫繁殖盛行，属传染病多发的季节。利用传统中医药进行疾病防治和避瘟保健，中古时代在民众中并不普及。于是，人们通过悬挂、熏蒸、饮用或沐浴等方式以达到辟邪的目的，就成为特定的节日里民间百姓口耳相传、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

在许多史籍中仔细探寻端午节的起源，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文字记录都与战国末期的一个人物——屈原有关。《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筒贮米，投水祭之。”[31]这是现所见将屈原与五月初五相联的较早文献。其实，与端午节这一天相关的人物众多，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传说，苍梧太守陈临、会稽孝女曹娥、伍子胥等都在诠释端午节来源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前文提到的与寒食节日密切相关的介子推的故事，也曾作为描述端午习俗起源的一家之言。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与龙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端午节就是古代吴越——一个有龙图腾信仰的群体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姑且放下关于起源的争论，在梳理由这些传说构建的文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之后，经过历史的选择和多重因素的交融汇合，屈原这个人物形象在端午节的传说里凸显出来，日益影响着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观念，并愈加被赋予主流的定义。“襄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胡曾《咏史诗·汨罗》）；“大夫沈楚水，千祀国人哀。”（储光羲《观竞渡》）唐朝诗人们用凄美的语言表达出对先哲屈原的无限追思。食粽、龙舟翻腾等节俗也成为纪念屈原的典型活动：粽的原形——以五色丝缠裹的蒲叶，被解释为令蛟龙害怕的利器。而对一般百姓而言，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岁时节日仪式和风俗中，传说的支持和影响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故事性和伦理性极强的民众话语源于历史，又通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历史记忆影响着一个又一个时代。

进入唐朝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士人在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激励之下发奋读书，积极寻找入仕途径。渴望肩负重任，期待君臣遇合，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士人心态，而企盼建功立业回报君恩是士人的时代梦。褒扬诸葛、赞美曹魏功业的咏三国诗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就是一个旁证。与之相反，战国末期的屈原满腹才华，胸怀报国之志，却因不被昏君谗臣所容，处境艰难。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只得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32]自投汨罗。许多唐人诗作在纪念屈原的同时，更多地表达出作者内心怀才不遇的落寞情感。白居易在万州曾有过“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白居易《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的慨叹；杜甫在“拜跪题封贺端午”之后，吟唱“漂零已是沧浪客”（杜甫《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的伤愁；晚唐诗人殷尧藩更是写下了“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殷尧藩《端午日》）的千载悲歌。缅怀带来更多的感伤，处于边缘的士人以屈原自比，在诗作里抒写内心报国无门的苦闷。对这个群体而言，怀古悲今是端午节的主题。

传统社会里，端午节是给予人生命本身关照最多的岁时节日。从沐浴、采药到悬艾、佩戴百索，一系列行为皆以安身保命为中心。就连节日来临时皇帝对官僚的例行赏赐，也遵循民间的传统，银器百索、彩丝几轴，引来唐朝诗人“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窦叔向《端午日恩赐百索》）的感慨。唐朝端午之前，中尚署便照例备好百索，端午之日由皇帝向大臣赏赐，称为“寿索”。宫廷于端午之日举行宴会，也渐渐成为定例。唐玄宗曾作诗：“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臣。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国之君以这样一种方式表现着自己对传统习俗的认可，在仪式化、制度化的赏赐中，皇帝大家长的身份和君臣伦理被不断强化。端午正值蚕茧始出的时节，妇女们开始忙着练丝染色，在丝织品上绘出“日月、星辰、鸟兽之状”[33]，精心制作的长命缕成为这一天特有的进奉尊长的礼物。《荆楚岁时记》中描写“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34]，折叠成方胜饰于胸前，这种五彩丝线编织成的工艺品已俨然成为妇女丝织技巧的象征。“结为人像”的长命缕开始出现，在唐朝同心结还成为流行的一种结式，诗人权德舆以“彩缕同心丽”（权德舆《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来形容，可谓贴切。《文苑英华·五丝续宝命赋》中的长命缕，颇似今天流行的中国结的雏形。“颜似渥丹，对回鸾之十字。手如振素，盘续命之五丝。其五丝也，蕙绿轻重，兰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观其发齐万计，花柔四赩。宛委蛇盘，张皇虹直。植其鹭羽，杂之而夺其鲜；对彼凤毛，久之而寡其色。”[35]不足百字读毕，精致的长命缕便跃然眼前，可谓“五色双丝献女功”。

另外，彩丝也常用来装饰画轴，作为礼品别有风味的点缀，暗含“用禳故气，兼续修龄”[36]之意。几根小小的丝线，不仅盘出了多姿多彩的形象，更系住了人们浓浓的端午情结。因其更深层次关怀生命的象征意义，长命缕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甚至作为一种商品在端午节的集市上出售。《太平广记》就记载一女子要去洛阳市场上购买“续命缕”，“上于舅姑”，结果不幸“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倾而卒”。[37]这个故事虽掺杂了神怪成分，但它记录的日常生活可以反映出长命缕在唐朝端午节里所具有的大众性和普及性。

除长命缕之外，唐朝人另有端午之际以扇相赠之俗。大概是因进入农历五月，盛暑即将来临，取未雨而绸缪之意。唐朝皇帝此日赐扇给臣下，民间亦互为馈送。唐太宗曾于端午日将以御笔题字的“飞白扇”送给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庶动清风以增美德”[38]。以扇相赠的习俗，就是从唐朝开始的。端午赠扇之俗在敦煌地区也颇为广泛，据晚唐《归义军衙府纸破历》记载，每年的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衙府的作坊即开始进行扇的制作，每年造扇耗用的纸张达600张之多。这些扇子或在端午之日分赐当地的僚属、僧官，或作为礼物赠与来往的各地使者，或成为家族的用品或收藏品。至于以丝绸绢帛为扇面，镶有金丝图画的抽金扇之类，恐怕只为节度使等高级官员所有了。

在追思先哲和避瘟防疫、祈求健康之外，唐朝的端午节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幅活动着的画卷，即唐朝端午开始不单单局限于精神层面，而逐渐走出众多禁忌的阴影，宫廷与民间的互动日益加强。这一时期，端午的民间风俗和娱乐形式进入宫廷园林，登上大雅之堂。在南北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吸收多种要素及文化因子后，端午的节日建构开始完善起来。在带有不同地域特色节俗的整合、正统仪式与民间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唐朝时国家政权对于地方加强掌控的努力。

受历史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竞渡活动早时盛行于南方，其防瘟避疫方面的原始内涵为南北方所共有。关于竞渡的传说也涉及更多人物，东吴一带的传说中，竞渡来源于伍子胥或曹娥，越地则流传着为纪念越王勾践而竞渡的说法。唐朝诗人张说的《岳州观竞渡》中，“士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讲在湖南地区，士人阶层多以悼念屈原作为竞渡的主题，而民间流传着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事实上，龙舟竞渡的仪式很可能是早于屈原的，把屈原、竞渡和端午节相关联可以说是汉以后的文化创造。

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传说和内涵的竞渡在唐朝走向全民化，逐渐成为“令节”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前朝由于“舳舻既少”[39]而罕有竞渡之事的北方，竞渡也开始作为一种正式的娱乐形式在宫廷中出现，这显然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对南方民间节俗进行吸收融合的结果。唐穆宗、唐敬宗、唐昭宗等皆有数次在鱼藻宫、新池或西溪观竞渡的经历。皇帝们还对这样一种娱乐活动表现出相当的赞赏和支持。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七月己未，下诏令播造竞渡用船20艘，仅造船所需的木材运到京师，就耗去了原计划半年的转运经费。不仅如此，唐朝时竞渡用船的建造也越来越讲究，“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40]。可见唐朝以后，龙舟已成为端午竞渡中的标志性形象。同时，举行竞渡的时间也开始不局限在端午，这一公共娱乐形式一度风靡于整个春夏季节，在南方尤其如此。“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41]也有的地方“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讫便拖船上岸”[42]，整个活动历时近一个月，已经颇具规模。另外，在唐朝端午的竞渡中，夺标成为一种定例，参赛者强烈的求胜欲望在观者热情的渲染下，使得竞渡更添几分“赛”的色彩：“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43]为使这一活动更具竞技性和观赏性，德宗兴元年间任淮南节度使的杜亚曾想出奇妙的办法，用油漆抹在船底，船便能行得更快；把绮罗制成的衣服涂满油后穿在身上，赛船的水手便可以落水而不湿衣。地方官员热衷于竞渡活动为端午又增添了几分奢华。

唐朝的竞渡作为端午节庆公共娱乐的一种形式，具有在北方以社会上层为主而南方民间较为盛行的特点。北方的竞渡多在皇家或富家大户的园林中举行。唐人吴融在西溪观竞渡时，曾写下“片水耸层桥，祥烟霭庆霄。昼花铺广宴，晴电闪飞桡。浪叠揺仙仗，风微定彩标。都人同盛观，不觉在行朝”（吴融《和集贤相公西溪侍宴观竞渡》）的诗句；唐朝诗人储光羲对官庄池的竞渡作过如下的描写：“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水叶藏鱼鸟，林花间绮罗。踟蹰仙女处，犹似望天河。”（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北方的竞渡具有更多的观赏性，众人作为舞台下的观者，尽情享受着龙舟翻腾、层波迭起的壮观场面和由此给人带来的快感。舞台上的水手们在争先恐后“夺标”的同时，更演绎着一幅力量与美的图画。而南方，更多的是以州郡为单位举行的龙舟竞赛。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任上时，曾有《竞渡曲》生动描绘当地端午时节的赛龙舟景象：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img alt="" src="../Images/image370-1.jpg" /][img alt="" src="../Images/image370-2.jpg" /]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陵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莫，招屈亭前水东注。

仅100余字，一幅沅江竞渡图便跃然纸上。诗中有几点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唐朝，州刺史亲自主持龙舟竞渡活动，表现出地方官员对民间节俗的肯定并积极参与；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纪念屈原的意义已无法完整诠释其中更为丰富的公共娱乐内涵；无论赛者还是观者，都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投入了相当的感情，胜者欢欣，败者沮丧；端午节的江边并非只是男儿的舞台，赛后于水中嬉戏的女子又构成另一幅充满欢乐的画卷。可见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幼，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亲身参与到节庆中。在如此的欢乐世界里，祈禳消灾的渴望和对屈原代表的孝悌忠信、仁义道德的敬仰便成为节日舞台的注脚，无声地暗含其中了。

作为一种包含竞技成分的娱乐，竞渡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时任淮南节度使的崔从就接到瓜步镇的报告，浙右正在竞渡的10艘船中有3艘沉没在金山脚下的大江里，“一百五十人俱溺死”[44]。在南方的竞渡活动中，还出现了赌博的游戏形式。在浓烈节日气氛的渲染下，人们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显然，在唐朝南方的端午里，竞渡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它的娱乐功能——不仅仅在社会上层，更多的是在民众中间。喧天震地的鼓棹声中，人流如织的河滩岸上，这幅竞渡图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游戏本身的热闹和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包括赛者和观者在内的所有人心灵的放松和愉悦。唐朝人把对先贤的纪念、对健康的祈祷融入了春夏之际流水般的欢乐中。

在唐朝民众社会生活中，有关岁时节日的传说、习俗和仪式年复一年地代代相传，其传承从未因王朝更迭或世事变迁而停止过，而习俗背后则必然隐藏着复杂的民众心态。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心态的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更多时候是滞后的。端午的多数传统习俗源于民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带有空间和地域范围上的局限性。而岁时本身自古以来也为朝廷所重视，随着国家统一步伐的加快，江山的巩固和治理要求唐朝统治者从各个方面掌控和把握他们脚下的每一分土地。于是，他们开始吸纳并整合民间习俗，正统仪式与民间习俗在互动之下进行着彼此的选择与被选择。在系百索、赛龙舟和后世出现的郊游、踏青等习俗中，我们看到民众心态层面所发生的变化——从较早时期单纯的、无比虔诚的避灾禳祸、祈福消灾，到后世逐渐走向一定规模的公共娱乐。唐朝人的目光开始从来生转向现世，渴望追寻节日里的放松和愉悦成为8—11世纪中国社会一个新的气象，而这恰恰是易被传统史家忽略的。因为在官方的历史文本里，我们无法看到更多对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整个社会心态层面的细微描写和记录。然而，从散落在正史、诗文、笔记的相关史料中，则得以打开这样一扇窗，折射出唐朝岁时节日里超乎我们想象的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民众心态，或许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人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识。在端午的历史记忆里留下痕迹的，除了三闾大夫黯然离去的身影，更多的还有这个节日带给人们的对健康平安的祈求、回**在桨声里的欢乐和无限的企盼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