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诗取得的成就
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出现最早的文学体裁,并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但只有到了唐朝,诗才真正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诗歌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整个唐朝文学发展的潮流。上至帝王将相、后宫嫔妃,下至名士僧道、村野渔樵,无不作诗吟诗,正是在这个诗歌灿烂的时代里,孕育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独具艺术风格、且成就卓著的诗坛巨擘,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佳句,使唐诗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独领**。
首先,从诗歌作品的数量上来看,仅清朝所编的《全唐诗》就收诗49400多首,诗人2873人,而这个数字实际上只占唐朝全部诗作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唐诗并没有留存下来。
其次,从诗人的身份上看,唐朝的诗人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诗歌创作已不是少数知识阶层或社会精英的专利,就连僧侣、歌妓、商贾也能够写诗。
最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体裁也是在唐人的笔下趋于完备。就题材内容与风格情调而言,唐诗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唐诗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语言锤炼技巧,也是由前代积累历久而成的。唐诗的语言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深入浅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而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则是唐诗的主要形式,唐朝是五七言的时代。尤其是作为近体诗的律诗与绝句,代表了唐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正是在唐朝才完全定型的。
唐朝以后,无论宋元明清,虽然也产生了一些名家名作,但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艺术形式上,始终回**在唐诗的余波中,即使力图自成一家的宋诗,仍然是唐诗的继承者和追随者。正如王安石所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13]
(二)唐诗繁盛的原因
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是内容、风格、形式还是技巧方面,唐诗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而诗歌为何能在唐朝臻于极盛?这要归因于唐朝的社会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更与盛唐诗歌所表现出的开阔胸怀、宏伟气魄、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一,各种诗体臻于完备,为唐诗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汉朝以来,五言、七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在题材走向、格律形式、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唐诗继续使用前代的五、七杂言古体诗以外,又变化乐府诗为新乐府;又创造出近体诗——律诗和绝句。律诗中有五言、七言律诗及五言、七排律。绝句中有五、七言绝句及拗体绝句。此外,还有联句诗、和韵诗。这种近体诗的出现,是吸收了齐梁时期的声律说,辨明四声入诗,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并和当时所谓胡夷里巷的音乐密切配合的。又采取了前人的讲究对仗,化奇为偶,到唐初上官仪等人的六对、八对之说更是把这些规范化了,使这些格律诗在声调辞藻方面都具有新的特色。
其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统治王朝,唐朝一代代雄主傲视群雄,胸襟宽广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朝的民族大融合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在唐朝,君主极重诗才,少有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的,这就让诗人感受到了其地位的提高,才使诗人平民化、大众化。诗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其三,唐朝的经济发展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经过唐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代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加快了经济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迅速走向繁荣发展的新局面,社会经济也保持平衡上升的态势,“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前后交映,是唐朝繁荣盛世的象征与标志,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唐朝的诗赋也算是真正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从细处想想,唐朝发达的经济对唐诗的兴盛繁荣并没有起到绝对的作用,经济作用于文学,其作用是间接的,是以政治为中介的。唐朝繁荣的经济至多是促使唐诗歌赋的某种风格转变的因素,经济影响着诗人的心态,使得唐诗有着壮大之美,宽容之美,乐观之美。经济的繁荣影响了唐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开拓了诗人的文化视野,也丰富了其生活和写作素材。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富裕,使一些文人们充满了自豪感,极大地激发了作家的政治活力和创作热情,唐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其四,文化的大融合,有力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朝文化的大融合,首先表现在南北文化的融合上。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南北文化各自发展,少有交流。隋统一以后,南北文化实现了大融合,彼此交流影响,推动着诗歌走上文质并茂的康庄大道。在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时,才有可能建立起多民族融合的统治。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文化大融合还表现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上,这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陈代谢的因子,为唐朝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一方面,唐朝作为当时世界的先进大国,它的文化通过大量涌入的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传播到境外,并且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个更大的汉文化圈;另一方面,唐人也通过这些外来者,通过商人,通过出国取经的僧人,大量地吸收异域文化。唐朝上至宫廷秘闻,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内容也比前朝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多种诗体共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文化背景,才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此外,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有对唐诗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如此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之下,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的趋势。
其五,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给中下层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促进了唐诗的繁荣。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科举取仕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特权的局面,扩大了官吏的人才来源,必然吸引大量的读书人投身科举。依据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的研究:“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朝立国100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100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14]
唐朝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以首场诗、赋最重要。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律赋。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朝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朝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可以说,一方面,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是唐朝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促使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以诗取士之风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察》中指出:“(唐代科举)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作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出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还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15]。行卷是唐朝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有的行为模式和社会风尚。中唐以后,考试本身在录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而应试前的大量的行卷交游反而对中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一批以求人延誉为旨归的行卷诗文作品应运而生。士子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这样士子们行卷时就必须呈献其自认为最佳的诗文,因此他们对所献诗文就极认真讲求,在这种风气下,其对诗艺的提高所起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中的佳作。白居易向文坛名人顾况行卷,顾为之延誉,白居易名声遂振,不久便进士及第;王维是通过向皇室行卷获取状元出身;杜牧是以《阿房宫赋》行卷被列入进士第五名。正是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使得唐诗的创作更显繁荣并最终走向了诗歌的极盛时期。
可以这样说,高超的技巧和完备的格律是唐诗走向繁荣的内在条件,而经济水平的发展、政治氛围的宽松、文化的大融合与科举制度的推进则是唐诗取得无上荣耀的催化剂。唐朝无数的优秀诗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宽广自由的舞台上,将万里江山写入胸怀之间,尽情挥洒出唐诗傲视古今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