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行求法

在古印度有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叫“那烂陀寺”，“那烂陀”意译为“施无厌”。据佛教传说，此地原本是释迦牟尼大弟子舍利弗的诞生及逝世处，释迦牟尼本人也曾路经此地说法。12世纪末，该寺为入侵的阿拉伯人所毁，后遂湮没无闻。1861年，一批欧洲学者根据一本书的记载及附近出土的碑铭，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附近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并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发掘。而那本指导遗址发现的书却是中国人所著，那就是由唐朝高僧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

一提起玄奘法师（602—664），一般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中那位人妖不分、胆小懦弱的唐僧。但这仅仅是神话小说中的虚构，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不是如此。他是一位虔心求法、胆识过人、意志坚强的高僧。玄奘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贞观元年（627），他请求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但是心意已决的玄奘“冒越宪章，私往天竺”[25]。玄奘经过九死一生，横越玉门关外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莫贺延碛，攀越海拔6995米的汗腾格里峰。沿途在热心民众、高昌国王[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下，经过中亚、阿富汗，于贞观三年（629）夏到达了印度北部。贞观五年（631），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在此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50部经书的10名高僧之一）。

贞观十年（636），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周游印度，到处求学。贞观十五年（641），玄奘在羯若鞠国首都曲女城见到戒日王，并受到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并邀请了五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度，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随后，玄奘婉谢了戒日王等印度国王和众多僧俗百姓的恳切挽留，决意回国。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在历经千难万险，西行求经18载之后，终于在46岁时回到了长安，受到朝廷和百姓的热烈欢迎，出现了“道俗奔迎，倾都罢市”的情景。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他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几年间他译出了多部经书，并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于五天竺。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宗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显庆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宫，致力译经。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逝世，葬于白鹿原，后迁至樊川。其墓地毁于黄巢起义，顶骨迁至终南山紫阁寺。后几经辗转，现今被南京玄奘寺、灵谷寺，成都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台北玄奘寺，新竹玄奘寺，日本琦玉县慈恩寺、奈良三藏院，印度那烂陀寺9处寺院分藏供奉。

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他创立了唯识论，是唯识宗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并传播和发展了印度的五种性论和因明学。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是研究我国新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唐朝齐州（今山东济南）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义净7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40里的土窟寺，少年时便仰慕法显、玄奘等西去天竺求法壮举。他精于佛律，并参习摄论宗、唯识宗、俱舍宗各派理论，对大乘教义情有独钟。为了求经学法和瞻仰佛迹，便决定西去天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曾和处一、弘祎等相约西行，但这些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同行。只有他于翌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这时只有他的弟子善行相随。他们海行20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后来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位住在那里多年的唐朝僧人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随着商旅前往天竺瞻礼佛迹，往来各地参学，经历30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11载。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他归途中经过室利佛逝，在那里停留两年多，从事译述。直到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抵达洛阳时，义净等人受到热烈的欢迎。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他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重归南海传》记述了他在印度和南海25年的丰富见闻，其中包含了这些地方许多佛教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翔实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除记述南海求法高僧事迹外，兼有经济、风俗及航程的记载，实为当时及后来研究南洋诸国的重要资料，是后世史家研究唐朝国际交通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在佛教方面，他翻译出多部佛经，并编有《梵语千字文》，以帮助中国僧人学习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