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805），唐德宗去世，唐顺宗即位。其在位不到8个月即被宦官逼迫禅位，由其嫡长子李纯继位，即为唐宪宗，次年改元元和。唐宪宗在唐德宗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赋税，并采取裁汰冗员、禁止南方掠卖奴婢等措施。这使国家元气恢复，朝廷地位进一步提升。唐宪宗重用致力削藩的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着意用兵削藩，对迅速削藩以恢复中央权力的实现不抱幻想，所以行动谨慎，设法见机行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22]，被誉为“元和中兴”。

元和元年（806），唐宪宗派高崇文平定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的武装叛乱，刘辟虽然因占领了邻近的剑南东川而在开始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到秋季优势不再，反被击溃。这是近25年中，中央军队在地方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次年，征调相邻道兵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锜。但元和四年（809），宦官吐突承璀率兵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失败。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田兴上奏归顺朝廷，幽州、成德也相继请降，河朔三镇一时归附。而唐宪宗深切地意识到，削藩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进行打压，所以他不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待藩镇问题，而是综合考虑：要削弱诸镇的独立势力，还需要在各种制度方面做出改变。宰相裴度提出并且在此年实行了重要的财政新立法。这是为了限制严重的通货紧缺现象，以此来打击地方封建割据的根源，进而实现削藩斗争的根本性胜利。但在事实上，这一措施并没有得到直接和广泛的应用。

元和八年（813），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田兴受镇兵拥护而掌权，中央则任命其为节度使，遂归顺中央，被赐名田弘正。然而在田兴掌权期间，魏博到底在大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正式的财政体系之中，仍然值得怀疑。魏博虽然一直紧跟中央的政策，但是它是因为与朝廷是盟友的关系而非隶属控制关系。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田兴本人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和朝廷对军队的大量犒赏才这样做的。由此来看，如果不是魏博本身改变了态度，唐宪宗统治后的削藩成就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削藩是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完成的。

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袭位，占据申、光、蔡三州，骄横叛上，抢掠四方。皇帝长期准备的军事干预的机会也出现了。淮西长期以来都是朝廷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淮西镇面积小，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甚至可以对沿汴渠的任何地点进行攻击，从而轻而易举地威胁富饶的长江的几个藩镇。再加上当时派出的军队由宦官监管，进退攻守常被干扰控制。在军队中，胜则归功于监军的宦官，负则归咎于主帅，使得将士们欠缺作战积极性。因此，朝廷派发诸道兵近9万人讨伐吴元济三年而无功。而这三年的淮西消耗战也是整个唐宪宗统治时期的危机。如果说上面说到的魏博节度使田兴的效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在牵制其他潜在敌对势力的同时，朝廷对于淮西的胜利便会成就唐宪宗最后的削藩功绩。这使得整个中央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于是，中央的资源和人才实现了高度整合和团结。

与此同时，北方的成德和平卢从唐宪宗统治开始的时候就摆着一种和朝廷抗衡到底的架势，它们敏锐地认识到朝廷这次的淮西胜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它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朝廷进行此次削藩，采取了一系列的破坏和恐怖活动，使得朝廷改变了对平卢的态度。

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统率全军，驻扎于郾城（河南偃城）。裴度率军讨伐时，深切体会到宦官监军弊端百出，奏请废止宦官监军制度，让将帅自主地处理军务，改变了军队将领的被动局面。宪宗派智勇双全的大将李愬于此年的一个冬夜，率领数千骑兵奇袭淮西治所蔡州城，逮捕了吴济元，申、光二州归降，平定了淮西之乱。之后，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朝廷收复了沧、景（治今河北景县东北地区）二州。同时，幽州（今北京地区）刘总上表奏请归降，成德也上表，献上德、棣（今山东惠民东南地区）二州。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被贬为[img alt="" src="../Images/image264-1.jpg" /]州司马。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刘悟杀死负隅顽抗的淄青李师道而降唐，淄青十二州收复。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相继自请入朝，其他几个反叛将领也表示归顺投降。至此，唐朝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藩镇割据的局面暂时结束。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逝，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降。自唐代宗李豫近60年来，藩镇跋扈河南北30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的局面，至此大致结束，被誉为“元和中兴”。但是，节度使手握重兵的情况仍未改变。所以，宪宗又采取分割强藩势力、减小大镇地盘的方法，于平定剑南西川刘辟后分西川六州为东川，讨平李师道后于其地分设淄青、郓濮和兖海三道节度使。元和十四年，又召诸道的支郡兵马归刺史统率，以分割藩镇兵权，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