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德宗与四镇的斗争

唐德宗李适为唐代宗嫡长子，聪慧又励精图治，受人尊敬。建中元年（780），唐德宗颁行两税法，完成了重大财政制度改革，使全国政局焕然一新。同时，唐德宗也表明了自治藩镇和其他藩镇对朝廷应有着同样正规的财务义务的态度，再加上其他因素，中央与地方矛盾愈加尖锐。随后，唐德宗集中精力开展削藩斗争。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是安禄山之乱结束时被任命为节度使以控制成德的原来叛乱者中的最后一人。其子李惟岳要求承袭父位，但遭到致力削藩的唐德宗反对。成德的同盟者不断施加压力，但唐德宗也毫不让步，这使李惟岳处于一个篡权者的位置。显然，唯有通过武力才能将李惟岳的势力彻底清除。而李惟岳联合魏博镇节度使田悦、淄青镇李纳以及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阳）梁崇义，共同反抗中央，史称“四镇之乱”。此事触发了从781年至784年的一系列东北藩镇之乱，而在西北和河南的一些次要叛乱则一直持续到了786年。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对反叛藩镇的态度日益严厉，对其进行强力镇压，局势趋于紧张。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被杀，田悦和李纳也遭重创。

在削藩形势大好时，由于唐德宗对有功藩臣封赏失当，田悦、李纳又勾结卢龙朱滔、成德王武俊反抗中央，四人分别自称魏王、齐王、冀王和赵王，史称“四王”，共推已反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主，李希烈加入了叛军，称自己为“天下都元帅”，后又称“楚帝”，气焰嚣张。建中四年（783），唐德宗征调驻守京西地区的泾原兵和关内诸道兵前去镇压，泾原兵因不满朝廷犒赏太少，发生哗变，姚令言率兵攻入长安，拥立朱滔之兄朱泚为帝，国号秦（后改为汉），史称“泾原兵变”。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勤王，但到长安附近被奸臣卢杞陷害，反而与朱泚勾结。兴元元年（784），唐德宗仓皇逃至奉天。之后，唐德宗依靠李晟率军收复了长安，朱泚被杀。贞元二年（786），李希烈被部下毒杀，叛军受挫，势力锐减。唐德宗趁机赦免了四王，诸镇也表示归顺，叛乱平息。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来看，显然唐德宗没有完成他的主要目标。他不但没有解决藩镇问题，反而又被迫应允藩镇自治独立性的继续存在。虽然削藩斗争还未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至少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襄阳作为一个自治区已不复存在，而河北也因新设了义武（由易州和定州组成）和横海（治所为沧州）两个藩镇，政治地理发生了大的变化。到唐德宗末年，新的藩镇已经存在许久，成为唐朝地理上的长期特征，虽然个别藩镇的地盘发生了变化，但仍作为主要的行政单位存在。在这一时期它们已发展了自己的制度结构和行政方式，集中体现在长江以北的藩镇，那里有最发达的新制度形式。在南方，藩镇的行政机构力量较弱，更听命于朝廷。

所以，用武力推行中央集权的失败对于全国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朝廷财力空虚，对内对外威信**然无存，因此又不得不回头采取保守的政策，以减少与重大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摩擦。此时的朝廷就这样接受了一些重大的妥协。比如，为了避免某节度使在死前与接任者人选发生冲突，朝廷便让节度使们在一个职位上任职很长时间，授予不同的篡权者和兵变者正式的职位，甚至于去试探地方对于驻军官员人选的态度。无法控制强大藩镇的问题不但仍存在，由于朝廷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对其采取削弱打压行动的迹象日益明显，其他问题也更是层出不穷。这严重阻碍了两税法的推行实施，使得国家税收出现问题政局不稳，从而又使得国库空虚，对于强大的藩镇不断采取姑息的政策，使朝廷形成被压迫打击的循环。综合各种因素，唐德宗时期朝廷再未对反叛的藩镇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