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结同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发动叛乱，自范阳起兵，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7]，席卷河北各地，兵锋直指洛阳。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是有中亚粟特人血统的少数民族，通晓胡汉等多种语言，为人“忮忍多智，善亿测人情”[8]，有军事才能，长于应变。安禄山初时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麾下偏将，后以功累迁至平卢兵马使。因其多有战功且善于巴结，故自天宝元年（742）起安禄山又屡得晋用加封，“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9]。次年又晋为骠骑大将军，至天宝十载已兼制范阳、河东、平卢三镇，天宝十三载又拜尚书左仆射，至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已是身兼三镇，手握10余万大军。可谓权势滔天，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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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10]，与安禄山同是出身营州之杂胡，同在张守珪麾下，为安禄山亲信密友，两人多年交厚。史思明本名窣于，因在天宝初年（742）入京奏事时博得唐玄宗喜欢故得赐名“思明”，安史之乱前累迁至平卢（镇柳城，今辽宁朝阳）兵马使。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大原因：一大原因是唐朝内部的腐败和安禄山同杨国忠等人矛盾的激化。唐玄宗晚年怠于政事，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之流为相，朝政败坏，外戚横行，大臣各结朋党排挤异己，政治严重腐化。李林甫虽精于政事，然而为人奸险，人称“口蜜腹剑”，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疯狂打击排斥异己，把持朝政；杨国忠则不学无术，凭外戚身份钻营上台，专事搜刮民脂民膏，又不通朝政，其“性疏侻捷给，硁硁处决枢务，自任不疑，盛气骄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属悉苛督句剥相惎。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11]。李林甫、杨国忠二人又相互排挤，遂致朝政大坏，纲纪不修，政事废弛。而精于世故的安禄山于其中浸**多年，他对唐朝繁华之下的腐朽有深刻的认识，看似强盛的唐朝实则不堪一击。这大大助长了他叛乱自立的野心。

安史之乱爆发的另一大原因是杨国忠对安禄山的排挤打压。安禄山的发迹同李林甫有着密切联系。开元年间多有以节度使入相者，李林甫害怕儒臣以方略积边劳，回朝任宰相，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于是建议以骁勇善战的蕃将担任边镇之节度使，“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12]，因此大批少数民族将领得以执掌边镇大权，身兼三镇的安禄山即是此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安禄山又与李林甫交好，凡奏事必先使人过问李林甫，可视为李林甫之一党。杨国忠上台后排挤打压与李林甫一党之人，而手握重权的安禄山首当其冲，杨国忠于唐玄宗处常常声称安禄山欲反，企图借皇权除掉安禄山或逼反安禄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安禄山遂于天宝十三载入朝奏事后“疾驱去，至淇门，轻舻循流下，万夫挽繂而助，日三百里”[13]，从此便诈病不再入朝，加紧准备叛乱，此时叛乱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了。

久有异志的安禄山早在叛乱前的10余年间就开始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天宝九载（750），唐玄宗给予安禄山铸币权，在上谷郡置五炉以铸钱，这为日后的叛乱奠定了物质基础。天宝十一载，安禄山借朔方节度副使阿不思业护所部败于回纥之机兼并其余部，将大批精锐骑兵招至麾下，“兵雄天下”。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兼任闲厩、陇右群牧使，于是便利用职权挑选马匹送往范阳（镇蓟县，今北京）作为战马的储备。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安禄山所控制的东北三镇之军事实力已经超过其他边镇，更是远强于疏于战事的地方州县。

安史之乱的进程可大致分为唐军防御阶段、两军相持阶段和唐军反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