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逐渐被破坏。由于唐朝不断地在边境用兵，边防线一再延伸，对戍边和出征的士兵数量要求日趋庞大，士兵服役的年限也日益延长，府兵所承担的兵役日益沉重。同时府兵的地位也日益下降，边将们对待士兵极为残酷，他们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士兵服苦役，许多士兵被折磨而死。士兵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僮，受人歧视。天宝八载（749），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而此政令实际上是宣布了府兵制的废除。府兵制废除后，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还是地方武力已基本上实行募兵制。边镇戍兵实行募兵制，他们由边地将帅长期统率，逐步形成了将帅专兵的局面。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为了满足唐玄宗的军事需要，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之地，边防重镇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边镇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府兵制的废弛削弱了唐朝政府控制的军事力量，府兵制下“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被“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所替代。

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先后有两个势力强大的边境将领（皇甫惟明和王忠嗣）对李林甫构成严重的威胁。李林甫为了清除边境将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他突然想到那些非汉人的节度使是更为优秀的军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野心只在军事上而不在政治上。于是在他的建议下，唐玄宗将边境将领置于非汉人节度使之下。此举，在李林甫看来无疑是巩固他地位的“绝妙计策”，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已经为唐朝的衰亡埋下了祸端。天宝十载（751），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胡族将领的指挥。边镇节度使权力不断扩大，不仅领兵而且还掌握当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唐朝中央统治的“离心力量”。节度使权力的无限膨胀，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