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由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提出，于建中元年（780）付诸实施。有关两税法最为细致的记载，出自《旧唐书·杨炎传》：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27]
两税法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财政原则。唐朝以前各个朝代的财政，通常以“量入为出”为原则，而两税法则明确提出“量出以制入”的原则，即预先确定财政支出的规模，然后根据支出的规模来确定财政收入的规模。
第二，课税主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分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就地纳税。行商要在所处州县缴纳1/30的税，负担与定居民众差不多。
第三，课税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分丁男、中男，一律按贫富（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
第四，纳税期限。分夏税和秋税两期缴纳，夏税完纳时间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第五，纳税物品。两税法规定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粟米。政府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即“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说明两税法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受其发展程度的制约。
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积极意义大致如下。
第一，简化了税制。两税法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在一起，并对纳税时间、纳税办法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这就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既便于民众掌握和缴纳，又方便了政府征收和管理。
第二，扩大了纳税面。两税法使原来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贵族官僚、豪强地主，连同荫庇的客户，以及不定居的商人，一律照章纳税，大大扩展了税源。两税法实行第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了一倍有余，达到了1305万贯。
第三，均平了赋税负担。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富者多征，贫者少征，相对于以前不分贫富统一按丁平均摊派的做法，是一种改进。它比较符合财产占有的实际情况，适应各纳税户的负担能力，比较公平合理。
第四，以货币计算和缴纳税额，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反映，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将米粟、绢绵等各种形式的赋税，统一用钱来计算和缴纳，增强了人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意识，扩大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与两汉以后数百年的实物经济相比较，确实是一种进步。
第五，巩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中财政于中央，消除了长期以来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或削弱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相应缓和了社会矛盾，如史书所载：“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28]。
此外，“量出为入”原则是我国赋税史上又一重大改变，使财政支出受到制度的控制而不致滥费。但两税法也存在相应的缺陷。
确定两税税额，首先要确定户等。贫富易变，如果户等不能随时相应调整，纳税就难合理。确定户等是由官吏进行的，这就难以避免助强凌弱、营私舞弊情况的发生，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同时，两税法规定按财产多寡来征税，而财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两税法亦未能区分二者，而是等同对待，显然有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为原则确定赋税征收额度，随着开支无度，唐王朝不久便开始任意加税，又出现了两税之外的许多苛捐杂税。
两税法自实施开始，便引起了极大争议，但其能够从唐中叶一直沿用数在年，必定有其顺应历史潮流之处。
两税法与租庸调时代以丁计税的税制有着根本性区别。杨炎在设计两税法之初即着重关注其“量出为入”的原则，称：“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29]于是，大历十四年（779）的税收额便用来作为两税收入的总额了。
两税法确定了全国各地相对稳定的田亩税额，即“内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30]。由此为依据，禁止份外征求，一切依额为定，充分反映了各地两税征收的法律基础。
两税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资产税，体现出一种较先进的根据资产多少缴税的思想。当然，受具体时代背景的制约，唐朝还不可能完全出现按财产计算税额的情况，但它确实开辟了主体税种资产化的先河，后世的税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两税法改革的方向。
两税法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规定，即“户无主客”。在租庸调制度下，王公贵族及官僚等特权阶级是不纳税的，但两税法由户税、地税演变而来，其中的户税规定这些之前的“不课户”也要缴税。这是两税法与租庸调税制最大的不同点，由此扩大了纳税面，使国家财政收入因此而增加，很明显是对特权阶层的抑制，所谓“其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此外敛者，以枉法论”[31]。这些规定虽然不能得到彻底实行，但其平均赋税的意义也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