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税法，在中国经济史上还有两个比较令人关注的问题：一是两税法的“两”究竟是什么意思；二是由两税法的实行导致的“钱重物轻”，即通货紧缩的问题。

（一）两税法的“两”究竟所指为何

“两税”一词的含义，研究者争论颇多，这一问题与两税的内容及两税法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现在得到认同的是，“两税”具有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的含义，而不是指地税与户税；更多的争论则是在“两税”的由来及其征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两税”指户税和地税。这一说法在学界最为得到认可，是与夏秋两次征收观点最相对立的看法。近代以来，中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了很久，如鞠清远即称，两税法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创革，它的内容、税制、税法，都在天宝到建中年间奠定下基础，到这时候方水到渠成，使天宝前与租庸调对立而不占重要地位的户税与地税，反而代替了以人丁为课税客体的主要赋税。

第二，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或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前者主要是岑仲勉等提出的看法，认为“两税”只是一种通名，是租庸调的变种，起源于战乱、兵役等造成的税籍紊乱；后者主要是部分中日学者的看法，认为两税法在唐初即有，杨炎改定两税法时只是做了部分修正，而旧的两税指户税，所以新的“两税”只是户税的扩大。

第三，认为“两税”是多个税种合并重组而成，但具体内容仍然说法不一，但总体上都认为不能将两税简单看作户税、地税的继承，或租庸调的转化。这些看法无疑是将唐朝各类纷繁的赋税、徭役、加征等，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这些争论虽然仍然存在，但也由此使得对两税法的理解更加清楚，至于“两税”含义的确指，似乎要等到更有说服力的史料出现之后，才能平息以上各种争论。

（二）关于“钱重物轻”的问题

唐朝两税法规定只收钱、粮，与租庸调制征收绢布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受商品货币经济水平的制约，以及军事方面等大量需要绢布等实物的考虑，又规定临时折征实物。由此便产生了钱与物之间的相互折算，在市场比较平稳，币值稳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这一条件不能保证，纳税人的负担便会因此而加重。《新唐书·食货志》载：“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

其实，在两税法刚刚推行10余年之后的贞元十年（794），陆贽即称：“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32]如此，则纳税人负担加倍增重。因为两税税额的确定是“计缗钱”，即把实物折成缗钱，确定应征税额，若原应纳绢一匹，便折成3200文，成为应纳税额；随着“钱重物轻”导致的物价下跌而钱价上升，1匹绢折合1600文，则百姓必须要纳2匹绢才能完成税额。于是，表面上税额没有增加，但缴纳的实物却上升了1倍，正如上文所称，两税法实行40年后，税额负担已经增加到3倍之多了。

钱重物轻现象的产生，在经济学上来看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市场供给量的增加，会使物价有下降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增长，使货币的需要量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物价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在两税法实行之后的唐朝，有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导致了钱、物比价的畸形变化：一是政府货币供给量的总体不足，如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中央政府每年铸钱量大幅下降，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二是权贵和富商对银价的囤积，以求投机得利，使得市面流通的货币量大大减少；三是熔钱铸器风气的存在，银、钱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旦银钱作为商品的价格大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熔铸银钱的现象也就不可遏止了。总体来看，钱重物轻的现象对国家财政能力是有削弱的，但受其打击最大的则是纳税的广大民众。

元和七年（812），韩愈曾撰《钱重物轻状》，就当时“物愈贱而钱愈重”的局面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主张随各地所产征收实物税，并禁止熔毁银钱，并增铸新币，达到“用钱必轻，谷米布帛必重”的效果。唐朝政府也相应地做了一些改革，但往往是人亡政息，并不能形成持续性的制度改进。因此，唐朝政府在制定两税时，没有规定钱物比价，实际征收时难免会增加民众负担，后来唐王朝虽提出衡量钱物比重的“省估”等制度，但一直到唐朝末年，钱重物轻现象带来的民众负担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1] （唐）房玄龄：《晋书》卷26《食货志》。

[2] （唐）魏徵：《隋书》卷24《食货志》。

[3] 见本书第一章。

[4] （北齐）魏收：《魏书》卷53《李冲传》。

[5] （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

[6]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7]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8] （唐）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9] （唐）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10] （唐）陆贽：《陆贽集》卷22《中书奏议》。

[11]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63。

[12]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

[1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唐纪三》。

[14] （唐）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15] （清）董诰：《全唐文》卷430《苏则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

[16] （唐）杜佑：《通典》卷7《食货七》。

[17] （唐）杜佑：《通典》卷12《食货十二》。

[18] （唐）杜佑：《通典》卷12《食货十二》。

[19] （唐）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20] （唐）杜佑：《通典》卷12《食货十二》。

[21]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22]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23] （唐）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

[2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25] （唐）杜佑：《通典》卷7。

[2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2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8]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9]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

[30]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84《租税下》载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制令：“租敛有常，王制斯具，征率无艺，齐民何依？内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率税斛斗，素有定额，如闻近年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自今以后，州县每县所征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

[31]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

[32] （唐）陆贽：《陆贽集》卷22《中书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