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舞台由贞观君臣唱着主角，活跃的人物背后，运转良好的国家体制起着功不可没的保障作用。唐承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六部为隶属于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户部在贞观年间称为民部，唐高宗即位后，为避唐太宗之讳，改称户部。三省职责分工明确，相互制约，保证着唐王朝决策的理智性与合理性。其中，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掌施行。皇帝有什么命令，首先让中书省起草诏令。在这个过程中，中书舍人各抒己见，杂署其名，称为“五花判事”。诏令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的审核后，送交门下省审驳。在这个过程中，门下省官员若觉有不便之处，可以驳回诏令，“涂窜而奏还”，称为“涂归”。只有通过门下省审议的诏令，才可以送交尚书省执行。这样经过多层程序最终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能够集思广益，考虑周密。因此，宋人司马光在谈到这种“中书出命，门下审驳”的制度时，感叹道，（唐太宗）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三省制下，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皆为宰相。后来由于唐太宗曾担任尚书令，故不再除任，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成为宰相班子成员。另外，唐太宗为了避免宰相之间互相维护，又给一些品级相对较低、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或者朝廷元老、但未任相职的官员加以参议朝政、参豫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政事等名号，让他们参加宰相会议——政事堂会议，他们也相当于宰相。比如杜淹曾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参豫朝政”；魏徵曾以秘书监的身份“参议朝政”；刘洎曾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参知政事”；萧瑀、李世[img alt="" src="../Images/image190-1.jpg" /]则分别曾以太子太保、太子詹事的身份“同中书门下三品”。集体宰相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削弱相权，加强君权，而且多个宰相可以各抒所见，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君主能够听到更多意见，保证了政事堂会议决策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减少失误，提高行政的理智与效率。

三省制的设置是希望通过三省间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确保行政的合理有效，但此制度在运转过程中也会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而背离初衷。每当三省官员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时，唐太宗便会及时加以提醒。贞观元年（627），他曾对王珪说：

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25]

贞观三年（629），他再次提醒群臣：“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在唐太宗的推动之下，贞观群臣屡屡有封驳诏敕之举。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分命使臣点兵。封德彝认为，中男虽然未满18，但体格健壮者，亦可简点入军。唐太宗从之。敕命出，时在门下省任职的魏徵认为此条敕令违背了朝廷法式，坚决反对，不肯署敕，以至来往数次。最终，唐太宗还是遵循了魏徵的建议，停取中男为兵，从而避免了失信于天下。此外，唐太宗早在贞观元年（627）便已下令：“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让谏官参加皇帝与宰相的御前会议，随时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确保朝廷决策的准确性。

除去三省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之外，唐太宗还非常强调朝廷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各个部门内部都应该各司其责、权责明确，不要越俎代庖、妄生枝蔓。贞观元年（627），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认为诸司文案恐有稽缓失误，因此向唐太宗申请，希望可以让御史直接到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宰相封德彝表示反对，因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若出现失误，御史自应加以纠劾；如若让御史遍历诸司，搜集失职之处，恐怕太过烦碎。杜淹听后，心服口服地说：“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26]按唐制，杜淹任职的御史台“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其职责确为纠举百僚、弹劾不法，但若逾越本职，亲往诸司，不仅会干扰其他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会导致御史台官员工作烦碎，抓不住重点。所以，杜淹接受了封德彝的意见。唐太宗也非常高兴地说：“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诸司能够恪守本职，互不干扰，实为唐太宗喜闻乐见之事。

前文已言，唐太宗勤政的特点在于提纲挈领，而非事必躬亲。同样，他对宰相的要求也是如此。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闻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的细碎杂务，一切皆委付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那些事关重大的冤案要案，才由仆射亲决。由于仆射既是宰相，又是尚书省的长官，有的仆射对省内之事往往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反而忽略了其作为一国之相的职责。在唐太宗眼里，宰相应该提纲举目，关注事关根本的国家大事，至于那些细小之事，不应为之劳心费神。

政治体制的规划建设合理与否，不仅能体现一个时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政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贞观时期三省六部体制的确立完善与流畅运转，各个部门间的互相配合与彼此协调，君臣之间的理性分工与协同合作，不仅让贞观时代成为后世仰羡的开明政治之典范，而且奠定了有唐一代政治体制之基本格局，是为唐太宗君臣留给李唐王朝最重要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