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隋乱而起，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杨隋二世而亡带来的历史教训是贞观君臣最直接的经验来源，尤其是隋炀帝的暴政虐民，让贞观君臣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教训的残酷，也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历史经验的可贵，从而做到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遍观贞观史事，君臣间讨论历代帝王最多者就是隋炀帝。君主以隋炀帝为鉴，群臣因隋炀帝进谏。唐太宗当年刚刚攻下隋都长安之时，亲眼看见隋炀帝宫中充满美女珍玩，他深以为戒，即位之后马上下诏出放宫女，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贞观二年（628），他再次下令释放宫女，让她们“任求伉俪”，前后共释放3000多人，即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所讲的“怨女三千出后宫”一事。除去骄奢纵欲以外，在唐太宗眼中，隋炀帝的偏信拒谏、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猜忌臣下等人君所不宜为者，均为他当政期间应当避免之弊政。贞观众臣也多以隋炀帝为负面暴君代表，进谏唐太宗。比如贞观四年（630），魏徵向唐太宗进言：

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27]

隋炀帝以外，贞观君臣还经常论及包括尧舜禹汤、秦皇汉武等在内的历代帝王。贞观二年（628），王珪曾进言道，秦皇汉武，外则穷兵黩武，内则广兴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28]。贞观七年（633），唐太宗欲驾幸九成宫避暑，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认为离宫游幸乃“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致君尧舜可谓贞观君臣的共同政治目标。为了更好地搜集整理历代王朝兴亡丧乱的经验教训，唐太宗君臣还注重编修历代史书，包括《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在内的8部正史，都是在贞观时期完成的。比如对《晋书》的修撰，唐太宗便是希望总结西晋在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之后，迅速走向覆亡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专门在《晋书》中评价晋武帝司马炎，认为司马炎“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而且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一派盛世景象，但司马炎却“骄泰之心，因斯以起”，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最终导致“纲纪大乱，海内版**，宗庙播迁”。司马炎比隋炀帝带给唐太宗的感慨与教训，更为沉重，更有教育意义。因为司马炎初行善政，却“乖令终于末”，这对以长治久安为治国目标的唐太宗来说，无疑更能引**感上的共鸣。编修、阅览史册除去可以汲取经验之外，还会鞭策唐太宗恪守君王之道，兢兢业业，勤政为民。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询问编修《起居注》的褚遂良，是否会将自己所行之善恶，悉数记录。褚遂良对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唐太宗说：“朕今勤行三事……一则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群小，不听谗言。”[29]并坦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史官能够不要记录他的恶行。注重身后之名的唐太宗希望后人读贞观之史时，唯见“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而不希望自己像历史上的昏君一样，留下为人耻笑的把柄。

贞观君臣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宝贵的道理便是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往往惠行善政，但能坚守其事者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不过是随着和平安稳局面的到来，大多数君主居安忘危、居理忘乱，不能克终，终致乱亡。唐太宗为了避免诸如司马炎等君主的统治失误，他从不敢倚仗天下安定的局面，便肆意妄为。贞观初，他曾对群臣说：

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30]

魏徵起而对道：“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贞观六年（632），时为秘书少监的虞世南上《圣德论》一篇，认为唐太宗的功德可与上古之主相媲美。唐太宗赐手诏曰：“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31]可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一直是唐太宗心头紧绷的一根弦。一旦这根弦有所松动，便会有朝臣上谏提醒。贞观六年（632），中书令温彦博见唐太宗渐有营缮、谏官多有忤旨，便提出意见，希望唐太宗能够“常如贞观初”。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见唐太宗渐趋奢纵，恐其不能克终俭约，便上疏直陈唐太宗渐不克终之举，多达10条，希望他能够“见诫知惧，择善而从”。唐太宗深觉其失，便将魏徵的奏疏写在屏风之上，每天反复观看，并对魏徵说：“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唐太宗在贞观晚年曾不顾群臣反对，耀兵辽东，无功而返。东征失败之后，他曾慨然长叹：“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言语之间，除了包含对魏徵匡谏之功的怀念之外，还有着深深的自责与愧疚。未能遵守与魏徵善始慎终的君臣之约，贸然好大喜功地东征高丽，也成为唐太宗政治生涯最大的败笔。

唐太宗不仅时刻提醒自己要善始慎终，而且经常会鞭策臣僚与他一起提高警惕。为人臣者，任职之初，满腔热情，希望做出一番成绩，往往能够耻君不及尧舜，犯言直谏，但时间一久，反而瞻前顾后，顾虑太多，渐渐变得阿旨顺情、不思谏言。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群臣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他希望群臣能够常思隋亡之训，与他一道，善始慎终，君臣保全，方能成就千古佳话。看来唐太宗非常明白臣僚的怠政心理，所以会主动提点群臣。贞观十年（636），唐太宗与魏徵论及自古治道，魏徵有言：“自古人君初为理也，皆欲比隆尧、舜。至于天下既安，即不能终其善。人臣初被任也，亦欲尽心竭力。及居富贵，即欲全官爵。若遂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道！”魏徵不愧为贞观第一名臣，他这番话不仅道出了唐太宗的所思所想，而且道出了贞观之治的不二法门。惟有上至君王、下至朝臣都能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才能成就千古治世。

《左传》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32]贞观君臣终日惕惕，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此理。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可畏惧的忧患来自哪里？唐太宗曾言：“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33]百姓安否无疑是最为可忧之患。魏徵曾以“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劝诫唐太宗要留心治道、如履薄冰，方能长治久安。唐太宗也曾语重心长地教育太子李治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君舟民水”体现出贞观君臣的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方能居安思危，夙夜求治。正是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心理意识，推动着唐太宗举贤任能、从谏如流、以人为本，因此可以说，这种意识贯穿贞观始终，成就了贞观君臣，成就了贞观之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贞观时代的掌舵者唐太宗驾崩离世。唐太宗已逝，“贞观之治”便成历史。但从唐玄宗时期开始，贞观精神就已重新开花、润泽世人。开元年间，吴競撰成《贞观政要》10卷进上，称赞道：“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吴競认为以唐玄宗之圣明，若能“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遐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业”。后晋刘昫等人编修的《旧唐书》赞叹唐太宗“发迹多奇，聪明神武”，“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并且说“贞观之风，到今歌咏”。[34]就连称唐太宗不过“中材”之主的《新唐书》作者欧阳修，也不得不称赞唐太宗“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35]……贞观风气、贞观精神留给后人太多的感慨与思索。贞观文明也在让人望而思慕的君臣和谐以及让人思而获益的治国方略之中流传千古，至今熠熠生辉、令人赞叹。

[1]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论悔过》。

[2]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3]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求谏》。

[4]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

[5]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

[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7]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8]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5《诚信》。

[9]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求谏》。

[10]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

[11]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直谏》。

[12]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求谏》。

[13]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

[14]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8《辩兴亡》。

[15]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

[16]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3《择官》。

[17]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

[18]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

[19]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

[20]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高祖纪》。

[21]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9《征伐》。

[22]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9《征伐》。

[2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2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

[25]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

[2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

[27]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

[28]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8《务农》。

[29]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30]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

[31]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

[32]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十一年。

[33]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

[3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下》；卷4《高宗上》。

[35]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