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时常遭受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侵扰。依常态言之，中原王朝稳定强盛之时，周边民族政权多宾服朝贡；反之，则多骚乱攻侵。虽然中国古代尚无现代意义上的、明确的国界概念，但这些民族政权的臣服依然构成了历代君王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隋末唐初，中原王朝面对的最主要少数民族势力来自西北边的突厥。

突厥兴起于南北朝时期，至杨隋建国，已经成为隋朝北部边疆面临的主要威胁。隋末中原动**，大量中土之人北奔，让突厥更加强盛，史称“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唐高祖太原起兵之时，还曾特意派遣刘文静至突厥请援，甚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主动称臣于突厥。唐太宗即位之后的贞观四年（630），李靖、李世[img alt="" src="../Images/image190-1.jpg" /]、张宝相等人率军大破东突厥，并生擒颉利可汗，从而消除了让李唐朝臣耿耿于怀的心头大患。为此，号称“绝不放赦”的唐太宗，以克定东突厥大赦天下，体现出此事在他心目中的重大意义。同一年，包括奚、霫、室韦等在内的东北诸夷共10余部皆内附；伊吾城主内属入朝；高昌王[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入朝上贡。也就是在这一年，各族君长诣阙上表，请以唐太宗为“天可汗”。各民族内附在这一年形成一个小**。贞观七年（633）十二月，唐太宗于汉故未央宫置酒设宴。席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为乐，并由衷地感叹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起而奉觞，为父祝寿道：

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20]

太上皇听了这番话，为之大悦。满席文武此时也大呼万岁。民族政权的臣服无疑将贞观君臣内心的豪迈之情推向**。

贞观之初，上书言事之人很多。有人劝说唐太宗，为人君者必须独揽威权，不得委任百僚；也有人劝他“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独魏徵劝他“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听从了魏徵的意见，才有了后来天下宾服的成就。面对天下来朝的盛景，唐太宗内心也是百感交集，表示这都是魏徵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自古未有的“胡越一家”的盛况，除了有突厥等少数民族自衰的因素之外，“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民族政策的确定与执行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早在武德九年（626），即位不久的唐太宗说道：“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贞观十二年（638），疏勒、朱俱波、甘棠等国遣使上贡。唐太宗对群臣说：“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由此可见，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四方各族远来内附的主因是中国自己的安定与发展。如若违背这种政策，往往会给唐太宗带来惨痛的教训。贞观四年（630），突厥败亡，原先附属于突厥的部落降唐者有10万人，唐太宗采纳文彦博等人的策略，在从幽州至灵州的内地地区，设置都督府安处之，以此体现自己容抚天下的气度与美德。但贞观十三年（639），迁居内地的突厥势力却利用唐太宗驾幸九成宫之机试图谋反，事败被杀。唐太宗痛心疾首地感叹道：“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用求久安，未之有也。”

追求内部安宁以招徕外族的民族政策，让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多以和平方式为主，不会动辄诉诸武力。当然，这也可能与他起于戎马之间，深知战争给百姓与社会带来的危害有关。贞观四年（630），林邑国遣使献宝珠一枚，但所上表疏，言辞不顺，有人请求发兵讨之。唐太宗却说：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且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21]

不为无聊之益，兴无谓之兵，体现出唐太宗能够非常理智地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此外，唐太宗与前代帝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希望通过开疆扩土来博取身后虚名，更不希望为了身后虚名而劳役天下百姓。贞观五年（631），康国遣使请求归附，唐太宗却认为如果同意康国之请，那么康国万一危难，便须派兵救之。兵行万里之远的康国，必定会劳扰百姓，“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22]为了不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唐太宗还会以和亲的方式，缓解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唐太宗曾有言：“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贞观年间，有衡阳长公主与西突厥的和亲、弘化公主与吐谷浑的和亲、新兴公主与薛延陀的和亲（终未成行）等，其中犹以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的和亲最为人们所熟知，古往今来，传为佳话。文成公主在汉藏两族人民友好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至今仍为人们所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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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像

遍观贞观年间的对外战争，除了后期征高丽外，像俘颉利、讨吐谷浑、御吐蕃、灭高昌等战争大都师出有名，并且时机成熟，所以往往能够克敌制胜。比如贞观十三年（639）对高昌的战争。贞观初期，高昌国王[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曾入朝，唐太宗亲自接见，并册封其妻子宇文氏为常乐公主，双方的关系也一直以和平交流为主。但从贞观十二年（638）起，高昌开始与西突厥欲谷设势力合流，共同攻打唐朝的附属国焉耆，并阻断西域诸国朝贡之路。唐太宗下书责让之。在突厥势力的庇佑下，[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不仅不加悔改，反而声称，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唐太宗虽然非常恼火，但仍寄希望于[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能够悔过，再下书征其入朝。[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竟然称疾不至。忍无可忍的唐太宗最终于贞观十三年（639）决定出兵高昌，以侯君集为大总管，率领蕃汉大军，直逼高昌。欲谷设听闻唐军继至，惧而西走，毫无倚仗的[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也忧惧而死，儿子[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智盛继立，后因兵穷智蹙，纳城而降。唐太宗以其地为西州，留兵镇守。综观唐太宗对高昌的用兵，首先，导火索是因为[img alt="" src="../Images/image283-1.jpg" /]文泰所为严重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并且不思悔过，在和平无望的前提之下，方出兵讨之，是为出师有名。其次，唐太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据孟宪实先生估计，侯君集等人率领的大军总计约20万人，但高昌国的总人口不过3.7万余人。唐朝之所以派出如此规模的军队，是考虑到高昌背后有西突厥势力的支持，是为不打无把握之仗。

唐太宗从太原起义始便与战争打交道，可谓身经百战，他对对外征伐有着独到的、辩证的认识。他曾撰有《帝范》一书，书中指出：“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境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也就是说君王绝不可好战，但也绝不能忘战。武德九年（626），刚刚即位的唐太宗便让诸卫将士于显德殿庭练习弓射，并教谕他们道：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23]

虽有朝臣上疏切谏：“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但唐太宗不为所动，数年之后，这批将士成长为唐朝的精锐之师。正是因为能够做到不好战的同时保证不忘战，才让唐朝既能够保境安民，又能够不惧挑衅，自如地应对周边政权的威胁。

贞观后期，随着唐朝日渐强盛，周边四夷争相遣使入贡，道路不绝，每年元正朝贺，唐太宗都要端坐太极殿上，接受四夷酋长的恭贺与贡物，天下一家的盛世景象，让唐朝都城长安成为当时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唐太宗那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4]的名言，体现出的是大唐王朝海纳百川、百流归海的自信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