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长于民间，历经隋末丧乱，对民间疾苦，无不知之。在他看来，为君之道，必先存抚百姓，绝不可苛剥百姓以奉养君主。贞观初年，他曾对王珪说起隋文帝统治时期，某年大旱，百姓饥乏。当时国库充盈，但隋文帝竟然不怜百姓而惜仓廪，任百姓逐粮，而不加以赈济。隋炀帝即位之后，恃此富饶，奢华无道，终致亡国。隋亡的教训告诉后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百姓，而不是国库。唐太宗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人君应该简洁清净，方能不误农时，不扰百姓。为了消弭天下百姓疾苦，他甚至愿意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发生蝗灾。唐太宗在禁苑之内捉到几只蝗虫，愤怒地诅咒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就要把几只蝗虫吃掉。左右之人忙上前制止。唐太宗说：“移灾朕躬。”说完就把蝗虫吞了下去。说来也巧，那一年，蝗虫没有继续为灾。正是因为唐太宗具备这种以人为本、体恤民情的思想理念，才使他在唐王朝基本统治路线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与群臣讨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论思路。唐太宗首先抛出问题，认为唐王朝承隋大乱，社会不易治理，老百姓也难以教化，希望群臣能够发表意见，提出对策。随着讨论的进行，大臣之间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魏徵为代表，另一派以封德彝为代表。魏徵认为百姓在历经丧乱、受尽危困之后，反而向往治世，更易于教化，所以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实行王道，教化百姓，方能上下同心，太平可期。魏徵的意见遭到了封德彝的强烈反对。封德彝认为，夏、商、周三代以来，百姓日渐浇讹，故秦朝以法律来理国，汉朝则杂用霸道，他们大概不是不想教化好百姓，只是做不到罢了。他认为魏徵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信用他的虚妄之论，必定会国破家亡。魏徵也不甘示弱道：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3]

封德彝听后，无言以对。这次讨论的最终结果以魏徵的意见胜出而告终，因为魏徵施行王道、教化百姓的说法与唐太宗的理念不谋而合。由于这次会议为贞观朝政基本确定下了以人为本、与民休息的执政理念，所以有学者将其称为贞观路线的制定会议。

遵循这样的理念，唐太宗在之后的统治过程中，将仁义确定为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他曾让大家讨论周、秦两朝，为何它们得国相似，但运祚长短却差距如此明显。萧瑀认为这是因为周之前的商纣王，为政暴虐，天下苦之；周朝末年，虽然国势衰微，但其余六国并无罪过。所以周、秦两国虽然得国相似，但面临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唐太宗对此回答表示并不满意，他说：“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矣。”[14]唐太宗此言与上文魏徵之意一脉相承，体现出贞观路线对唐太宗施政理念的影响。仁义之政也让贞观子民在经历隋末乱政之后，开始明礼仪、知廉耻，整体社会秩序也渐入正轨。

为了做到以人为本，唐太宗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己欲与民欲的问题。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可以调动全国一切资源来为自己所用。自古以来，荒**世之君，无一不是疯狂搜刮民财，纵欲奢侈，导致国富民穷，人心不聚。唐太宗看到无论是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赟、北齐后主高纬，还是隋炀帝杨广，这些末代亡国之君为政之恶大多相类，均深好奢侈，极尽所能剥削百姓。在他看来，这些君主的所作所为就好比一个人在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完了，人也就死了。因此，唐太宗深以此为戒，非常注意克己之欲，从民之欲。唐太宗身患气疾，不适合居住在卑下潮湿之地，但唐长安城受地形条件之限，夏季往往潮闷难耐。为了确保唐太宗的身体健康，贞观二年（628），群臣再三上疏，请求营造楼阁以居之，但未被允许。唐太宗不是不想营造楼阁，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合居住在高敞之处，而是因为他知道，“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15]。以民之劳弊从己之放逸，是昏君的乱亡之道，他不可以重蹈覆辙。贞观六年（632），百官表请封禅。东封泰山是帝王功业的象征，是历代君主心目中的神圣事业。秦始皇、汉武帝均曾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向天下彰显自己的功德。面对如此**，唐太宗初虽不从，但在群臣一再陈情之下，亦欲从之。魏徵却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认为当时中国安定，四夷宾服；而且天下五谷丰登，符瑞皆至，但是承隋末大乱之后，天下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最终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放弃封禅，因为在他看来封禅虽为帝王盛事，但如果天下安定，家给人足，即使不去封禅，也不会掩盖他的丰功伟绩。封禅带来的虚名与百姓安堵产生的实利两相权衡，他选择了后者。唐太宗不仅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同时他还非常注意对宗室子弟进行民情教育。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就曾表示宗室诸王自幼生长在深宫，未能体会民间疾苦，希望精择人员加以辅佐，让他们明白稼穑之艰，学会简约朴素。次年，他又特意任命老臣王珪担任魏王李泰之师，利用王珪的刚直性格教育魏王，防止他放纵骄逸。晋王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更是经常受到父皇的当面教导。

贞观中后期，治世局面初现，颇为自得的唐太宗也会有得意忘形、崇尚奢华之举，但幸运的是，贞观时期的大臣们能够主动加以提醒，确保唐太宗不忘初心。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想打造50余件随身所用的金银器物，时任侍御史的马周便上疏谏止，认为唐太宗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多属不急之务，有骚扰百姓之嫌，并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贞观初年（627）崇尚简约、与民休息的做法，以免招惹民怨。唐太宗览奏后，马上下令停止营作。这就是贞观君臣的可贵之处。他们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不加避讳地敞开胸怀，解决问题。正是君臣间的合作态度，确保了贞观路线的贯彻与实施。

路线的讨论与制定由决策高层负责，路线的具体实施与操作则由亲临百姓的地方官员负责。一个积极有效的施政方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为此，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刺史、县令等百姓父母官的择任，认为“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16]。他曾将这些地方官员的名字写在卧室的屏风之上，有善政者辄具录于下，日夜观看，以此确定这些官员是否称职。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认为，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若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引起唐太宗共鸣，并当即决定诸州刺史由他亲自择定。当时，唐朝的诸州刺史或者上佐每年年底均需进京朝集，参加朝廷元日朝会之外，进行工作述职。长居深宫的唐太宗会抓住此次机会，了解民间风情，并当面教育诸州朝集使，让他们清楚百姓实乃国之根本，对百姓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误农时，确保他们衣食无忧。希望他们返回地方之后，派遣官员深入田间地头，劝勉百姓耕种。对于那些治理有绩、声望上闻的地方官，唐太宗则会加以赏赐、擢用。贞观初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由于素有政声，被太宗召见，应对合理，被擢用为侍御史。贞观十五年（641），担任并州大都督16年的李世[img alt="" src="../Images/image190-1.jpg" /]由于为政期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而被用为兵部尚书。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整个贞观时期20余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面对如此成就，唐太宗曾对魏徵感慨：

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17]

在他看来，正是魏徵一直“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才让他取得了当时的成就。唯一遗憾的是，当初和魏徵争论最为激烈的封德彝已经去世，无法看到当时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