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一体的执政理念让贞观君臣情同父子，但就像父子之间常有摩擦龃龉一样，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之间也经常出现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解决，反过来确保并促进了和谐关系的发展，而解决冲突的方式便是谏诤。贞观年间的政治风情多姿多彩，但最为绚烂夺目之处当为君善于纳谏、臣敢于进谏的良好风气。

唐太宗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贤明之君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虚心纳谏，昏懦之君则会极力护短，拒谏饰非。魏徵也曾对唐太宗有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在贞观君臣眼中，隋炀帝就是由于过度自负、护短拒谏而导致身死国灭，他们坚决不可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唐太宗经常鼓励臣下犯颜直谏。如若一段时间听不到臣下谏言，便会主动询问缘由。唐太宗为人不苟言笑，仪容威严，为了不让臣下感到拘谨紧张，他还特意做出和颜悦色的神情，让谏臣能够放松、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考虑到进谏之人是在指摘君主过失，忤逆龙鳞，必定心生恐惧，所以唐太宗非常注意倾听的方式，即便所言之事不合其心意，他也不会随便动怒，以免群臣以后不再敢于大胆直言。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与魏徵讨论朝臣谏诤之事：

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者。敢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9]

唐太宗说到做到。贞观八年（634），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唐太宗知道后大怒，认为他是在故意讪谤朝政，便对大臣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魏徵从旁解释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唐太宗虽然怒气仍未全消，但却说：“朕初欲责此人，但已许进直言。若责之，于后谁敢言？”为了不堵塞之后的进言之路，不打击群臣的进谏热情，唐太宗遵守自己的承诺，不仅没有处罚皇甫德参，反而还赐绢20匹，以示鼓励。正是因为君主具备这种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臣下方能有不惧龙颜的箴言规谏。

贞观年间，朝臣由于耻君不及尧舜而犯死进谏的例子不胜枚举。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欲修建洛阳宫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

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10]

唐太宗说：“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依然不屈不卑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唐太宗见张玄素考虑如此周全，便欣然下令停止修建乾元殿，并以“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为由对张玄素加以赏赐，这无疑是对臣下进谏莫大的鼓励。

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要迎娶郑仁基的女儿。郑女年方二八，相貌绝伦，被长孙皇后选中，欲纳入宫中。迎娶诏命已出，大礼也已开始准备，只不过尚未派出册使正式前往郑家迎娶。此时魏徵听闻此女已经许配给了陆爽，便立即上表进谏，表示此举有损圣德，极其不妥。但房玄龄、文彦博、王珪、韦挺等人却上疏表示，大礼已行，不可中止，否则有伤国体。陆爽自己也上言表示，并无此桩婚事。唐太宗颇感奇怪，便再问魏徵道：“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魏徵则认为陆爽是把唐太宗看成太上皇李渊了，并道出其中原委：

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宠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出东宫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覆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11]

唐太宗闻言，便公开下诏敕，承认自己未加细审，并批评有关部门工作失误，停止娶纳郑氏。唐太宗在魏徵的反复谏止下，终于做出了一个时人莫不称叹的决定。在众多贞观谏臣之中，魏徵无疑是最为唐太宗器重者。魏徵也终不负君望，时刻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用自己的才能和固执屡屡打动唐太宗。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感慨：“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这句话早已流传千古，成为贞观之治的标志与象征之一。

朝臣之外，浸染贞观谏诤之风的皇子也敢冒犯父皇天颜，直言进谏。唐太宗曾经因园囿不修欲斩苑西面监穆裕，在皇太子李治的犯颜进谏之下，怒气方解。长孙无忌认为皇太子能够不惧天威，直言进谏，实在古今未有。唐太宗说：我自从登基以来，便虚心接受臣下直言。先有魏徵，后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皇太子自幼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故有今日之谏。皇子之外，后宫之内诸如长孙皇后、徐贤妃等均有进谏之言，可见贞观时期的政坛处处弥漫谏诤风气，这无疑对匡正君主之失，确保王朝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诚如唐太宗自己所言：“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于太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