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太宗的帝王之路充满曲折，既有父子冲突，又有兄弟反目。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对人才的争夺与任用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唐太宗之所以能在玄武门之变中击败李建成与李元吉，秦王府府僚的谋划推动之功，绝不可没。上台之后，他更加重视臣僚在帝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贞观初，唐太宗曾对萧瑀说：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4]

为了集思广益，他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班，以备顾问，随时引对，询访民间疾苦以及政务得失。在唐太宗眼中，即便是贤明之君，也须有良臣辅佐。他曾对臣下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他还曾教谕群臣：“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正因如此，唐太宗从未独揽贞观年间社会安治局面的功劳，而是非常肯定群臣对自己的匡正之功，他认为“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在唐太宗的提倡之下，君臣和谐、同体共治的理念成为贞观君臣的共识。比如魏徵在贞观十四年（640）的一封奏疏中说：

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5]

在魏徵看来，君主好比是人的头脑，臣下好比是人的四肢，只有彼此同心，才能治理好国家。

意识到君臣一体重要性的君主，首先要做的便是广揽人才，任用贤能。唐太宗认为若要天下安稳，惟在得贤任才。他面对科举士子时所说的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透露出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曾批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指责他很长一段时间未尝举荐贤才。封德彝以“未见奇才异能者”为自己开脱。唐太宗却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6]封德彝无言以对，羞赧而退。唐太宗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从贞观名臣马周的事例中便能得到很好的证明。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家中的一个宾客，客居常何府上。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事。常何乃一介武将，不通文墨。马周便替他起草奏疏，所言20余事，皆中事理。唐太宗颇觉奇怪，便召常何询问。常何以实相对。唐太宗立即派人召见马周。在等待马周的时间里，又先后4次派人催其速来，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这位奇才。马周也没有辜负太宗的赏识，后来官至宰相，成为唐太宗身边的股肱之臣。

唐太宗搜揽人才，唯问才行，不避亲仇。贞观初年，有人议论朝廷所用之人皆当朝亲贵，唐太宗听后便表示，古人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语，若能得举其人，“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众所周知，魏徵便曾是太子李建成阵营中的骨干分子。玄武门之变前夕，魏徵曾屡次劝说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政变发生后，李世民以离间兄弟感情为由责问魏徵。性格刚直的魏徵不仅毫无惧意，而且从容不迫地还击：“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敬重他的为人，“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此外，还有王珪、韦挺等人，都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李世民全部引为己用，并倾心任之。魏徵、王珪等人后来全都尽职尽责、死而后已，也算回报了太宗的知遇之恩。看到昔日敌对阵营的成员陆续得到重用，尚未某得一官半职的秦府旧僚们颇有怨言，他们通过房玄龄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唐太宗却说：

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7]

唐太宗不仅能够做到“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以及“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而且能够做到待臣以诚、任人不疑。贞观之初，有人上书请求摒弃奸佞之臣。唐太宗便问谁是奸佞之臣？那人回答道：“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唐太宗听罢，对周边大臣说：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8]

他认为上书之人虽然是好意，但他更在意的是布大信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所以没有采纳此建议。唐太宗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以诚信行事，对臣下推心置腹，才能换来臣下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在他看来楚霸王项羽因不立仁信，终究无法立足关中；隋炀帝因猜忌臣下，终致群臣离心离德，两人均不可效仿。他这一认识也得到了臣下的呼应。魏徵便曾上疏建议唐太宗要做好表率，励行诚信，因为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

唐太宗不仅能够做到以诚待臣，而且能够做到任人不疑。比如魏徵曾侍奉李建成，站在唐太宗的对立面，以致贞观年间，屡屡有人借此构陷魏徵。贞观三年（629），有人告发魏徵谋反。唐太宗却认为魏徵以前是自己的仇人，正是看到魏徵对所事之主忠心耿耿，遂起而用之。有人无缘无故地进谗言来诬陷他，唐太宗连问都不问，便立即斩杀告发之人。贞观十一年（637），又有人告发魏徵参与谋反，唐太宗仍然不加询问便将告发之人治罪。再比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皆为秦王府旧僚。房善谋，杜善断，两人同心共济，辅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叫陈师合的监察御史奏上一篇《拔士论》，极言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应身兼数职，实际是在暗讽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权力过重。唐太宗却说：“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于是便将陈师合流放岭外。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以房玄龄留守京师，许以便宜从事，无需奏请。唐太宗出发后，有人便到房玄龄之处，要告发有密谋。房玄龄得知事涉自己，便把告状之人送到唐太宗的行宫。唐太宗命人手持长刀，并做好吩咐：如果这个人告的是房玄龄，那事情绝属虚妄，就把他斩了。一经引问，果然不出唐太宗所料。周围之人手起刀落，便将那人斩了。唐太宗写信责怪房玄龄道：“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以上的事例表明，唐太宗根本不相信自己倾心任用之人会有谋反之举，不仅体现出唐太宗对臣下的信任，也体现出他在识人任人方面的自信。

自古以来，君臣相遇，殊为难事。或有明君而无贤臣，或有贤臣而无明君。举凡君臣相遇之日，便是王朝繁盛之时。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之间犹如鱼水的和谐关系，让贞观成为太平治世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