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曹与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除了受到乐府民歌极深的影响外，还受到了《楚辞》、汉赋、《古诗十九首》等的影响。

东汉末年，政治上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党锢之争，政局动**不安，加之天灾不断，导致民不聊生。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却加速了东汉的灭亡，而东汉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反，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趁机坐大，随之而来的便是董卓之乱、牧守混战、军阀割据。身处战乱之中的文人，即使是统治阶级中的文人，都无一幸免遭受战争的冲击。他们根据在战争乱离中的切身经历，通过诗赋的形式把所见所闻、可悲可泣的富有社会内容的事情表达出来，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多以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为主题。

关于建安文学的成因，史学界历来有多种观点：其一，曹氏父子对文学创作的重视和奖掖；其二，社会思潮的影响。一般认为，汉末的社会动乱促使了儒学的衰微，进而使文学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了独立，文人们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文学创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阶段；其三，建安文人有着比较渊博的学问、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其四，对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往的观点多强调建安文人继承了《诗经》以来，尤其是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但陆续又有学者指出，建安文学对《楚辞》、汉赋、《古诗十九首》等也有较为有益的借鉴。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陈琳、蔡琰等人。

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曹操的诗歌受到乐府极深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多模拟乐府，节奏响亮，史称曹操“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30]，更是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0首左右，他通过乐府这一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的乱离情况。他的代表作有《蒿里行》、《碣石篇》、《龟虽寿》等。

曹丕，曹操的次子，即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的作品从诗体来看可分为五言和七言。其中，他的七言诗，虽然沿用了乐府的形式，诗的基调伤感悲沉，但他采用七言的句法，在当时是一种创新，这种诗体较之四言、五言，能够更加完善地表达思想。《燕歌行》是曹丕七言诗的代表作，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的七言诗。

曹丕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有过积极的影响，其主要思想收录在他所著《典论》中的《论文》篇。他认为，文体从根本上说有共同性，但由于具体效用不同，可以分成不同的体裁，即所谓“本同而末异”。曹丕在《论文》篇中还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认为“文以气为主”，即文人的个性不同，创造的风格也就有所不同，任何人都不能勉强他人消除这个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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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曹植像

曹植，曹丕同母弟。曹植从小就聪慧过人，有良好的文学教养，十几岁就能够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且擅长写文章。关于曹植的文学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多有研究，也各有不同。郭沫若先生认为，曹植的作品多出于摹仿，而且开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其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大半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但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多数学者认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看，曹植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能低估。

曹植的文学创作可分为2个时期，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的文学创作中，曹植的风格辞藻华丽，文才富艳，得到曹操的宠爱。这个时期的诗歌除了反映战乱和人民疾苦外，主要是表现政治抱负，向往建功立业。例如，《送应氏》中反映洛阳战后残破景象的诗句；《泰山梁甫行》把贫民战乱后贫困、艰辛的生活跃然纸上。曹丕称帝后，曹植深受猜忌，动辄得咎，加之曹操死后悲恸不已，这个时期，曹植创作的作品多包含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曹植虽贵为王侯，但久处逆境，反而使他更加深刻体会到现实的哀怨牢愁。

就这2个时期而言，曹植的文学创作又共同呈现出了世俗化的特点。所谓世俗化，就是摆脱礼法的桎梏，从板滞的礼教中解放出来，更加随意、更贴近日常生活。曹植的文学创作更加生活化。王夫之曾评价曹植：

曲引清发，动止感人，乃可不愧作者。子建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公燕》、《侍坐》拖沓如肥人度暑，一令旁观者眉重，而识趣卑下，往往以流俗语入吟咏，几为方干、杜荀鹤一流人作俑，而潘尼、沈约、骆宾王、李颀皆其嫡系。如“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璠玙美，积久德弥宣”，以腐重之辞，写鄙秽之情，风雅至此扫地尽矣。又如“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居然一乡约老叟壁上语。至云“看〔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则谗涎喷人，止堪为悲田院作谱耳。古今人瞳眬双眼，生为此儿埋没。其父篡祚，其子篡名，无将之诛，当不下于阿瞒。[31]

王夫之虽然对曹植的评价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曹植在文学创造的过程，不仅在表现形式及情感上，而且在表现内容上，都有了世俗化的倾向，文学作品也更生活化。

总体来说，曹植诗歌的特色，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炼，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创作而成，又形成一定的新的风格，不仅可以任意描写景物，而且是可以歌物咏志，抒**感，可以说把五言诗推进到成熟的境界了。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除了三曹之外，曹丕在《典论·论文》还提到了建安七子，即鲁之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除却孔融外，其余6人都是曹操的幕僚，在此就不赘述了。

（二）虚实之间

文学的发展和玄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历史特征。

文学理论与技巧和思想有关：前者涉及表达手法，即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后者涉及文学内容，即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要表达些“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自朝中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32]是以汤用彤说：“魏晋玄学之影响于文学者自可在于其文之内容充满老庄之辞义，而实则行文即不用老庄，然其所据之原理固亦可出于玄谈。”[33]可见玄学思想对于当时文学内容的影响至深至巨。

汉朝末年以来，国家政治混乱，百姓苦痛不堪。然在此政治分裂、经济衰颓之世，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于是老庄得势，世人的人生寄托由经世致用转为个人逍遥。所以魏晋时期，思想的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34]。因为中心发生转移，其关注点也旋即变化：先前于国则为济世安邦，此刻于人则为天人境界。魏晋之人意在探求玄远之世界，以摆脱尘世之苦海，达到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文学的发达，即源于此。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化表现。所以文学、语言都要服务于认识宇宙、指导人生的终极目的。玄学在哲学方面的意图是探究宇宙本体，势必要用言语对它进行一番描述。这就对语言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庄子》中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5]《周易》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36]这就在言意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汉末名家发现的“言意之辨”在此刻派上了用场。后来王弼提倡“得意忘言”，认为“言所以尽意”，“言”是“意”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得意”，而不能拘泥于外在的“言”。所以“得意忘言”便成为魏晋时代的新方法，不单在哲学上有所贡献，用之证明玄理，调和儒道，也用于文学艺术，成为一种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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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陶渊明像

在时人看来，万事万物皆有其难以言说的本体，作文的目的就在于探究这种本源。那么文人应该如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至高的存在呢？陆机（261—303）《文赋》中说作文要“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不能限于“有”，而是要有所超越，这样方能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所以最上乘的文章，要能体现“虚无之有”、“寂寞之声”，非此则不算绝妙文章。[37]刘勰《文心雕龙》也强调“文外曲致”、“情在词外”，大抵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陶渊明的作品中，这种意趣体现得分外明显。比如本章开篇所引的《饮酒》诗，不了解个中关节的，可能会欣赏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因为它描述了一幅鲜活优美的田园景象。然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才最能体现时代风貌。远离尘世的喧嚣，体现了玄学思想中重视“自然”的部分，与昔日“竹林七贤”无异。而令人“欲辨忘言”的“真意”直指当时文学“得意忘言”的核心命题。这才是陶渊明此诗中不得不发之深层意义。明了此点后，我们再读魏晋人之诗文时，或许能体会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