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魏晋风度，恐不得不提及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

文中说的药是五石散，主要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味组成，据说服食此药能令人转弱为强。根据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一书记载，五石散毒性极大，服下之后不能休息，必须走路不可，名曰“行散”，否则便会因毒性不能“散发”而死。走过之后，全身发烧，继而发冷。这时必须少衣、冷食，用凉水浇身，反之则可能丧命。又由于皮肤易磨损，所以不能穿窄衣。是以当时人诗作中经常会见到“行散”的字眼，宽袍大袖、不鞋而屐的着装风格流行开来。一时间，就连不服用五石散的人也附庸风雅，轻裘缓带成为社会风尚，造就了魏晋人超脱飘逸的形象。

晋人皇甫谧曾专门作文讲述服散之苦，说倘使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要受到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疯；本来很聪明的人，可能也会因此变成痴呆。是以晋人当中有许多脾气很坏、性暴如火、高傲狂放的，据说有人因苍蝇扰他，竟拔剑追赶，也有人讲话糊糊涂涂，类似疯癫。可当时却不乏目之为美的，药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竟一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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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影响时人精神风貌的另一个因素是酒，代表人物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因为统共有7人，所以又称“竹林七贤”。他们高歌纵酒，衣衫尽除，全然无视别人的观感，有时竟因此引出许多趣事来。

比如作过《酒德颂》的刘伶。有一天客人前去家中拜访，眼见醉醺醺的刘伶赤身露体。看到客人嗔怪，刘伶反问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

又比如阮籍，当时司马氏谋篡之心已昭然若揭。阮籍身为社会名流，不便讲话，就只好多饮酒，少说话，即便讲错了，也能以酒后失言为借口。有一回司马懿想同阮籍结为亲家，派去的使者到了阮籍家，可是阮籍一醉就是2个月，根本没给使者开口的机会。

酒是避世之乡，晋人在醉生梦死中逃避着、等待着、也追逐向往着。在外人看来，他们洒脱不羁，遗世独立，于是这种习惯又辗转流传开去，影响到更多人，蔚然成风。因此就出现了很多无意义的服药和饮酒的行为。许多人仰慕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人的名气，“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学起他们的皮毛来也格外起劲，反倒不了解他们的内在思想，于是乎虽然有了“风度”，却少了几分“风骨”。

然而，一个时代的风貌，固不能由特定的某样事物来决定，服药也好、饮酒也罢，要理解当时人为何这样做事情，就必须关注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

《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初年，郗鉴派遣门生去见丞相王导，表达与琅琊王氏联姻的意愿，想在王氏子侄中挑选一人为婿。王导对来人说，王家子弟都在东厢房，你可前去任意挑选。门生回去见到郗鉴禀告道：“王家的年轻人都非常优秀，知道我是去选婿的，均表现得非常矜持。只有一个小伙子，躺在****着肚子，就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一样。”郗鉴反倒赞叹：“如此正好！”

卧床坦腹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书圣”王羲之，这个掌故不断演变，凝练为一个成语——“东床快婿”。为什么郗鉴会对王羲之赞叹不已？或许当其他人都整装敛容时，只有王羲之保持了一份放任和洒脱，显示出了卓尔不凡的气度，这才被郗鉴相中吧。王羲之的一生中贯穿着这份气度，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所记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可见其一生行事自在随意。郗鉴选婿，不是选了一个人品最差的，而是挑到一个在当时社会评价标准下涵养最高的。

《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一则谢安的趣事。时值东晋与前秦之间战况正酣，谢安在家与客人下棋。忽然传来了淝水之战的战报，谢安看完信，沉默无言，又开始不紧不慢地下棋。客人询问战况如何，谢安回答说：“孩子们大破敌军。”整个过程中，神态表情，与平常毫无差异。《晋书·谢安传》中讲了剩下的一半故事：送走客人后，谢安回到内宅，心中狂喜，进门时因为门槛太高，木屐碰到门槛，连木屐的齿都磕坏了。谢安自身的修养可见一斑。早年间桓温曾服膺谢安的旷达之风，此则故事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心中波涛汹涌，但喜怒却不形于色，这与晋人追求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岂有差异？

归根结底，“魏晋风度”的文化之根还是扎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就好像不了解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我们就无法明白他们的高歌纵酒、放任旷达。不了解玄学自身的追求，我们就难以理解由此延伸出的社会风尚，自然也看不透王羲之、谢安言谈举止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