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真正变好,还需要40年(1 / 1)

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成批量生产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令人惊叹、不可思议的艺术品,对待任何一个孩子,都需要耐心、谨慎、充满期待。

父母要尽全力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失望和厌烦,任何时候爱孩子,都是一种行动。你和他在一起,你带领着他,你站在他身后。

前文我谈到要从“一只手”的教育改为“两只手”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走出粗暴与简单,教育应该有助于人的精神的成长。

“一只眼”的教育其实就是“缺心眼”的教育、偏执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一个正常人。

最后谈到教育孩子不能“一根筋”,“一根筋”的教育会使人变得愚蠢而无趣,教育要着眼于人更长远的发展。

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未来。我总体看法是不太乐观的,我觉得今天教育的核心,大部分家庭都是落在“谋生”和让孩子在学校考试更优秀这些点上,不太相信教育更大的责任是落在培养健康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和具有持续学习能力上,甚至也不太相信教育能够更快乐一点,这是一个时代最大的限制和最可悲之处。大家都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坏处,大家都无计可施,只想着自己的孩子不要成为落后者、失败者和被淘汰者,于是只关注孩子的学业和不断给孩子在学业上加压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孩子,他能想到自己的未来吗?

曾经有个学者问过在上学路上的孩子:

“小朋友,你这么辛苦读书是为了什么?”

“为了上好的中学。”

“上好的中学是为了什么?”

“为了上好的大学。”

“上好的大学是为了什么?”

“找好的工作。”

“找好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娶个好老婆。”

“娶个好老婆是为了什么?”

“生个好孩子。”

“生个好孩子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上学。”

……

这略带夸张的故事描述的是一点都不好笑的沉重的现实。我的思考是,一个时代真正要转向常态,思想自由、生活富足、教育公平而充满活力与人性,大概需要一百年。这“一百年”的概念是我从欧洲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受到的启迪,他认为走出文化的禁锢需要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行。如果从20世纪中叶算起,也就是要到2050年,我们也许可以完成这样时代的大变迁,从这个视角看,今天在校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这一二十年内出生的孩子,仍然要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换中。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样的转换。那么家庭教育应该做什么呢?

选择总是艰难的,但从长远来看,家庭教育在改造国民性方面却有着比较充裕的空间。当我们受囿于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圈时,往往难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进得去,出得来”的自我审视能力。著名教育学者薛涌先生初到美国时,见到许多美国家庭花昂贵的费用送孩子去学钢琴,因为钢琴对孩子的心智发育最具挑战性,弹琴时需要孩子调动并协调各方面的感知觉,还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刻苦精神,以此作为塑造孩子未来精英的文化品位。他觉得,美国家长不仅期待孩子有世俗的成功,而且要成为一个拥有感性灵魂,既会创造生活,又懂得生活的“完整”的人。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类美国家长,他们只顾自己玩乐,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心智培育,这种现象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如此背景下的教育无疑限制了阶层的渗透。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矛盾冲突会日益明显,那种依靠工业与商业拉动经济发展而化解矛盾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遗落的知识被视为新贵,重新为人们所眷顾,这是实现孩子阶层流动的新路。“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是希拉里·克林顿常挂嘴边的一句俗语,这意味着孩子的成功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合力,其圆心便是父母为孩子提供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教育需要给孩子以坚忍而不媚俗的公民品格,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公元前431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发表了《在阵亡的将士葬礼上的讲演》,他说:“我们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于奢华;我们培育知识,却不伤于柔弱。”这是他对雅典公民品德的诠释。有一次,薛先生于圣诞节前参加了女儿学校所举行的家长会,会后,他把一条杭州丝绸围巾送给了女儿的老师以示感谢,但回来后,女儿却指出父亲更应该给班里的一名盲人学生写张贺卡以示尊重。[1]

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残疾人,这就是女儿的行动给父母的启示。相信具有如此品格的孩子,未来的生活定然会更加顺利,因为她的人生理想绝不仅仅停留在自己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上。社会的转型,其实需要我们更多地顾及人类文明的延续,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培养孩子的服务意识、责任感与生命情怀。

任何教育的进步都是极其艰难和缓慢的,与其期待国家的教育变革,不如期待学校教育的改善;与其期待学校教育的改善,不如从家庭教育的改进做起。孩子的未来不是掌握在学校,而是掌握在父母手中。

[1] 薛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