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不过1931年以前，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九一八”之后，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其抗战意图、救亡诉求及其功能更加凸显和强化起来，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也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最初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夏，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将孙中山1924年年初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及赞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一些言论，大加发挥，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认定孙中山乃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他在书中或借助孙中山的口头“告诫”，或通过阐述对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理解，来警醒国民党人：

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

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

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俱无从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79]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是种族革命论者所不能理解的“以仁爱为基础、民权为方法、民生为目的之文化的民族主义”。[80]他由此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旧有道德的教义”，实在是很愚蠢，因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恰恰正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力的基础”。[81]同时，他还结合传统的仁爱思想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说，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以实现“阶级的联合”。[82]

戴季陶的上述思想，与早期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人多有相似之处且彼此可能有过互动[83]，但因其能够出之以“文化自信力”观念的高度整合，实际上成为后来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理论基石。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中华民族复兴”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18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84]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1929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大会标语，其中一条为“南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增强南京建都的合法性，以杜绝“北平建都说”，还别出心裁地拟定了“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的宣传标语。[85]

1932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其核心为“力行社”，由昔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组成，他们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救国”任务。当时，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桂永清曾作《领袖歌》一首，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及各种军官训练班中传唱，非常形象地传达出其有关宣传之特点：“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86]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里，还充斥着一些反共言辞[87]。至于蒋介石本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咒骂共产党的话就更是随处可见，不足为怪。也就是说，在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实际上正是以“中华民族复兴”论来动员对共产党等国内对手进行镇压活动的。

在这场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旨的舆论宣传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僚相当积极，他们到处演讲，或撰写专论，俨然以“民族复兴”唯一可靠的领导者自居。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所谓“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均无不如此。像“新生活运动”本身，就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88]1934年，蒋介石出版《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言论。同年，他还出版了这年7月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可以集中窥见其反共御侮宗旨和治国理政的时代关切。胡汉民和阎锡山也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89]陈诚不仅发表了几种以此为题旨的作品，其中一种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的论断，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被广泛引用和阐发。[90]这些由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除了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教育党员、青年学生，鼓动民众之外，国民党还特别重视以之武装军人。1935年，空军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特编《民族复兴之路》三编，作为“复兴丛书”的一种出版，下编即题为“复兴中华民族”，这是笔者所见较早以“民族复兴”为主题而影响较大的论文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其中，不少均以直接服务于抗战为目的。如1939年出版的李宗仁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就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这类著述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洋溢着时代精神，实成为激扬国人抗战热情、增强必胜信念、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之一。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抗战时期该思潮和运动的本质方面。

那么，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是何种关系呢？概而言之，中共对于该论，经历过一个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

在民国时期的中共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当今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所不难发现的现象。对此，笔者曾给过一个说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它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91]另有学者在有关研究中，也做过相似的解释：“中共是官方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的对立面，虽然为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自然也不会随声附和官方话语，所以在这一话语谱系中声音微弱。”[92]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曾存在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从一味地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另外，同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共在文化认知上，还曾经历过一个相应的内在思想转换，并非只是在策略上进行调整而已。

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地反唇相讥，嘲笑其虚伪，抨击其不过是以此为标榜，来掩盖其真正“卖国”“复古”以及“法西斯独裁”的实质；二是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公开阐发其何以要反对“民族复兴”而主张使用“民族解放”的理由。关于第一种方式，不妨举两例为证。1934年，中共在一封“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即声言：“出卖中国，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之前匍匐投降，背叛民族，屠杀民众，血腥的镇压一切反帝斗争，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93]同年，中共领导人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演说，也谴责“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94]大体说来，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民族复兴”论调的批判，以此种模式为主。

关于第二种“理论辨析”的方式，则可拿一篇署名剑云的作者在1936年初发表的《“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一文作代表。作者认为国民党的“民族复兴”，“其实是‘民族复古’的滑稽口号”，它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斗争需要。不过，作者并未在“复古”与否的问题上纠缠，而是就到底应先对本民族“固本强基”，还是应先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以获得必要的民族生存前提，来展开问题的讨论。作者以比喻的方式指出：

一个人的手脚长期被捆绑起来，行动完全失去自由，完全不能自主，但又要严格的要求他身体健康、精神焕发，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想他的身体强健、精神振作，先决条件是解除他的束缚，恢复他的自由，然后，叫他讲究卫生、按时息作，经常锻炼。这个道理，实在卑无高论，任何人，也会明白。由此可见，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是前进的“民族解放”，并非倒退的“民族复兴”。

在作者看来，“‘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在理论上有一根本不同之点”，按“民族复兴”论者的意见，仿佛是说，“我们民族到这个田地，与人家不相干，只怪自己年老力衰，没有出息，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返老还童剂’和‘强心丸’，等到这条老命健康起来了，自然会振作”；而“民族解放”论者的见解，则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主张先打倒它们，然后才能努力“生产建设”，解决民生问题，挽救中华民族。作者认为，“民族复兴”不如改为“民族生存”更为切实。“民族解放”是“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发动全国总动员、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则是“民族解放”的唯一手段。“舍去条件和手段，高唱‘民族复兴’的滥调，完全是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不仅永远不会‘复兴’，而且还会‘死灭’。”[95]由此思路，我们或可得知中共何以长期乐于使用“民族解放”[96]而不喜“民族复兴”口号的部分缘由。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中共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政府文件，已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如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97]事实上，这也是此期“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得以成为全民共享的政治语言的重要基础。

中共的这种话语转换，虽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中共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与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识，对于以往一概斥之为“封建复古”的传统道德文化，也强调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这一时期，中共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等，可谓这一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毛泽东将“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要特性一点，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笔者曾将这一重要转变，称之为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98]此一觉醒，不仅构成为此期中共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增强了中共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任[99]，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这对于中共本身的自信心乃至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