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论迅速达到**，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国民党、国社党对这一话语和思潮的流播，起到某种倡导作用，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
在近代中国，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国家社会党了。该党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的1932年，它甫一成立，就创办了著名的《再生》杂志，以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其创刊号中所发表的《我们所要说的话》，1938年直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这是一个完全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理论宗旨，全面体现国社党思想主张的政纲。该党的创始人张君劢、张东荪等，均为昔日“研究系”的骨干，1947年，它与另一由“研究系”发展而来的政党“民主宪政党”合并，共同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仍然表示“本党同人不得不大声疾呼民族复兴，而民族之复兴，首莫重于道德之复兴”。[100]但其在建国思想上，却又有别于国共。它希望通过“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经济”，铲除官僚资本、进行恰当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在国共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101]“九一八”之后，作为始终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长期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典型，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也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发生和演化，与民国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是长期存在的，也可以说它不得不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但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有超越“政党”政治的重要面向，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走向**的过程中，国社党的党魁张君劢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导向作用。他一生发表过大量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旨的论文和著作，堪称“九一八”之后这一思潮杰出的舆论代表。1932年5月，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供大家讨论，可以视作这一思潮全面蔚起、有关话语大势流行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02]其杂志“创办启事”曰：
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103]。
将这里所注明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文艺）复兴”。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说本身，在当时及以后的各种复兴主张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张君劢感到“复兴民族”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104]因而把“中华民族复兴”这面大旗鲜明地揭将出来，这在当时实不乏远见卓识。在《再生》杂志中，他围绕着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同时，他还以“再生社”的名义，将其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他的这些论著，“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原则，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105]
不过，一开始，张君劢的“中华民族”观念中，还明显包含有同化少数民族的汉族文化优越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以汉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毛病。[106]他所谓的“民族复兴”，其内容也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这从其所拟定的《再生》杂志英文名为“民族文艺复兴”可知，实际也体现了整个抗战前后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应该指出的。但尽管如此，他的有关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整体勃发，仍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
同《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107]。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得以纷纷出版。[108]此后，各种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大体说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形成一个**。到了40年代，它则日渐普及，有关论说也更加深入。在这方面，黄埔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不仅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性和关键点，还阐述了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可能。至于说以“民族复兴丛书”刊出的书刊以及一般书刊中设题探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之类问题的，就更难以数计了。由此，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然兴起、蔚然可观。其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情感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实在都是极其突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前文提到爱国将领李宗仁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109]，在这方面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当时在国民党军中还有本流传颇广的书为《军人精神改造论》（伍子建著），其另一标题即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该书将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视为军人“磨砺意志力”“理智之扩充与改造”“立信”“养勇”等修炼功夫的根本，又将这种军人精神视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110]可见这一理念在军队中的渗透程度。
当然，抗战时期政府军人民族意识的勃发也并非全是国民党宣教的结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在军队中进行抗战的思想动员，还是做得有些成效的，这从“国军”里涌现出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和士兵，能够见其一斑。
颇有意味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民意，体现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借此维护其“最高领袖”的尊严，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把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1945年的台湾，就曾以广播推行国语等方式庆祝“民族复兴节”这一节日。[111]正由于国民党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大力加以倡导，抗战前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及有关话语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终于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其内容极为丰富驳杂，任何概括都可能面临简单化的危险。但是笔者以为，若从人们对“中华民族”整体命运认知特点的角度来把握，特别是从自觉倡导和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们的内心关怀和阐释重点来说，仍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中华民族正面临空前危亡的关头，然“危机即转机”，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生”。恰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他们借用心理学意义上的“激变说”和“少年性情说”，认为“就心理学上讲，以个人论，往往在重大刺激或重大压迫之下，其心理可以突然变化。且其变化未尝不可是幼年光景的再现。须知惟有少年或青年心理方有胆量”。因此，他们认定，“中华民族的复生必在如何对付那个重大刺激”。而要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应对好这个“重大刺激”，则必须努力建设好民族心理，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最终打赢这场战争。此种论点，在当时实反映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感知的一种共同心理特征。[112]
张君劢反复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致德意志民族书》以告诫国人，培养和造就强大的“民族意识”、敏锐的“民族智力”、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坚强的“民族意志”紧迫而重要，尤其强调“民族复兴，先则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并将其视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113]在这方面，国社党关于“民族观念”重于“阶级观念”的论述，也值得一说，且极具时代特色。在他们看来，“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却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换言之，即以民族持为一体，形成一个强有力国家”。[114]近代中国，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很多，而如此持论者，此前却似乎并不多见。
与此相似和相关的论点，还有一种传统的“多难兴邦”论的自觉复活并切实发挥社会效力。这在稍后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歌词内容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歌的作词者为著名海派作家曾今可。歌词写道：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进。
那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遭受过苦难，
那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经过战争！
苦难使我们的国家进步，
战争使我们的民族年青。
在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希望，
在我们的眼前充满着光明。
谁说这国家到了危亡的时候，
谁说这民族到了衰老的年龄？！
看吧！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苦难中复兴！[115]
其次是中华民族自身本来就内在地蕴藏着走向“复兴”的条件与能力，这可以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得到认证、找到自信。而这种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保持，也正是整个民族战胜入侵者、实现复兴的根本前提。此一时期，许多学者、文化人都从中国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中体验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并由此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对民族性的长处加以揭示、弘扬，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如1940年许多著名学者共同完成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努力。该书内收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民族盛衰的史例观》《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民族盛衰的关键》，杨人楩《就历史论民族复兴信念》，方壮猷《从历史上观察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等文，[116]仅从其篇目，就可看出此种思想意图所在。
张君劢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等文中，对此种理念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和发挥。他反复强调：“世界史上之古老民族，惟有吾中华之历史，未尝一日中断焉。”[117]中国人聪明的祖先，不仅在思想、政治、制度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此皆先民一无依傍，自己探索而得，虽在今日尚可变通而适用者”；而且从历史上看，我民族也能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并发展壮大至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富于复生之能力”。晚清以降，在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虽举步艰难，但任何“伟大民族之改革，不若岛国小邦之轻而易举，必须经长时期之酝酿”，实属正常，国人正不必因一度落后于日本而沮丧失望、灰心丧气。他明确认定：“近年之国人激于环球大通后所受之惩创，反而自鄙夷其文化，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甚至怀疑于其民族之本身若不足与白人相抗衡者，此乃目眩于一世纪之短促，而忘千万年之久远矣。”[118]
不过，张君劢等尚并不满足于民族固有的旧文化，并非属于抱残守缺之人。他坚信，“在二十世纪中而欲复兴中华民族，无论如何，逃不出西方文明的影响”。[119]而需“另造一种新的文化”，一方面须以“现代的标准”，对民族传统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的现代文化因素。因此，对当时那种笼统“提倡恢复民族文化”的说法，张君劢也表示反对，认为“若是徒恃空言，但用忠孝廉耻等死名词，来恢复旧道德，犹人已死而欲招其魂，其不可得相等”。他对于梁漱溟以“礼治”为名搞所谓“村治”，就表示不解，认为有违现代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精神，[120]从而表现出可贵的理性态度。实际上，张君劢最为看重的还是保持中国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保持民族主体自身的自尊心和自信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内外关系言之，不可舍己徇人”；“自古今通变言之，应知因时制宜”。[121]其中，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是保持主体性选择的基本条件：“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民族和国家方可以立于天下。[122]此种理性态度，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里，实占据了主导地位。
虽然，在认同民族历史文化以激励民族自信心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极端保守、冬烘迂腐的落后论调借机得到传播和泛滥（由此还引发了各种文化争论），但要在此期国人多能强烈地体验到文化“民族性”之可贵，体验到不能抛弃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体验到“全盘西化”、唯欧美文化是从的危害，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十分必要的，它实在是民族自信心最为深厚的根源所在。国民党倡导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有关讨论，从根本上说，也体认了这一趋向的重要方面（其保守和顽愚部分则受到批判）；中国共产党1935年以后逐渐改变以往只重文化的“时代性”而轻视“民族性”的做法，实现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还将“民族性”列在其所认定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特性之首的思想变化，更是这一思想趋向的生动体现。
最后是中华民族要想不亡国灭种，也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并上下一心谋求民族生存发展之道，致力于“民族复兴”才能做到，否则，实别无前途可言。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神圣而正义的，它必将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民族和正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但自助才能得到他助，唯有中华民族自身自强不息、英勇抵抗，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才能实现真正的“再生”。民族复兴乃是抗战的任务和目的，抗战并赢得胜利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保障和关键。事实上，也正是在抗战中，人们才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1937年5月，著名学者和出版家张元济出版《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从此成为整个抗战时期国人砥砺人格的象征性著作，曾一版再版。但在当时的国际上，真正检验中华民族人格的试金石，无疑是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是英勇抵抗、以鲜血捍卫国土，还是妥协投降、甘当亡国奴？早在1933年，罗家伦就在南京做的《中华民族生存之路》广播讲话中，深刻地阐述过这一点。他激动地说：“我们丧失了如此大的领土，但是未流够血的丧失，如上海之役，第十九路同第五军的健儿忠勇的抗战，血流够了，结果，我们虽然吃亏，但国土未失。我们流血后，万一不幸而丧失国土，但是可以恢复的，历史是光荣、人格是伟大的。现在我们对付敌人，不单是军事的抵抗，我们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流充分的血，争民族的光荣与人格。假若军事长期抵抗，虽胜负不可知，但藉此国际间亦可知道中国民族为有人格的民族。”[123]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终以顽强的抵抗和壮烈的牺牲，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抗战的尊严和神圣的荣誉。
1939年，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有篇题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的文章确信无疑地指出：“这一次抗战，坚固我民族的自信力，增强我民族的向心力，并发扬我民族勇敢牺牲的美德，实已树立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124]当时，各种具体的民族改造和复兴方案，也正因此而得以纷纷提出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又可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对于自身整体生存前途的一次深沉的总反省与总探索。
1938年，青年党的代表人物陈启天曾编著《民族的反省与努力》一书，作为独立出版社著名的“民族复兴丛书”的一种出版。该书便大声呼吁：中华民族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痛苦中，必须从民族性、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诸方面进行一次总反省和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清醒，从而获得“充实全民族的精神原动力”。[125]
本着这样一种“反省与探索”的精神，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有的关注“精神建设”和道德力量，呼唤民族性改造；[126]有的重视“物质发展”，鼓吹“摩托救国”。有的强调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发起“科学社会化运动”；有的倡导发展教育，主张抓“民众教育”，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有的呼喊农村危机，忧心农业，认为“农村的危机必影响到国家的危难”、复兴农村即是复兴民族[127]；有的则视工业进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和保证。更有的从中华民族平衡发展和实际抗战的整体角度来考虑问题，提出和鼓吹“开发大西北”和“开发大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战略，并在实际上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一度成为一种声势不小的思潮和运动。例如，不少少数民族人士当时就把四川等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将西北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地区，呼吁应加紧进行开发与建设[128]。还有的甚至从外来宗教与民族复兴关系的角度，提出基督教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独特意义与任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我们不妨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吴雷川的有关思考，来见证一下当时“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整个时代气息和某些特殊的面向。1935年，吴雷川曾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热烈地投入“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中。他明确提出了“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的命题，并充满**地写道：
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在先时，只是稍有思想的人不期然而然的潜伏着这意识，现时却已发出急切的呼声，鼓**全国了。不但一般知识阶级以此事相倡导，就连政府也公开的以此事唤起民众，认为治本的目标。所以现时……的人们……都要竭尽各个人的心思才力，在这一桩绝大的工作上有份……因此在这时候，在这地方的基督教，就不能不发生问题。这问题就是：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129]
对于这一问题，吴雷川最初的回答是，根据“耶稣的人格”，造就积极有为、敢于担当民族复兴重任，同时又严于律己的“领袖人才”——也就是培养杰出的“切望民族复兴”的基督徒即可[130]。可是几年之后，他又感到这样的回答仍存欠缺，既而又加以补充，主张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必须加以必要的改革，才能完成这一使命。比如，基督教是讲求“博爱”和“无抵抗主义”的，但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则绝不能以此来消弭民族反抗的精神。他指出：“无抵抗主义，只是个人与个人间在或种情况之下所应用的事理，本不是为国家民族说法的。基督教固然以全人类得救为博爱底目的，但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不能躐等而几。在这国家种族界限还没有消灭的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在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阶段中，惟有提倡耶稣在当时爱国家民族的精神，使人知所效法”，才是正确的选择。他甚至明确宣称，只有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复兴，基督教在中国才真正有发展前途可言。[131]这一观点，与当时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部分宗旨，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中，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和观点，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忘记当时全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而是自觉把自己的主张和当下抗战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十分自然的。我们有趣地发现，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共同关心一个复兴整个民族的基本问题，即如何改进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保持健康，这可谓上述特征的集中体现。如社会学家潘光旦编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生物学家秉志著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家编辑有《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等，均无不从这一角度为战胜日本和复兴民族殚精竭思，献计献策。[132]甚至有不少人还由此出发，从强种和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双重角度着眼，大力提倡汉族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人民实行自由通婚与融合。青年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常乃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强调加紧通婚混血，乃是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自然消除各民族间的歧视，还能因此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和认同力度，实在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的事情。[133]因为在他看来，要真正解决中国国内各民族的融合问题，搞所谓“汉化”是行不通的，“不但在目前国际环境之下，如果采取这办法，无异于迫各族离心力的加强，不是一个识时的办法，并且在各民族的本质上看起来，汉族并不见得比其他民族较为优秀”；而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让各民族“在平等待遇之下，实行自治”，虽然是“国民党民族政策的中心”，但也不过是“历代专制王朝羁縻政策的变相”，这办法相对说来流弊较少，却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策；“要解决中华国族内各民族的问题，唯一的彻底办法，是奖励各民族间的通婚，使各民族因血统的调合而合成一真正单纯的国族，”从而以此挽救“中华国族的颓运”。[134]
类似这种主张奖励各族之间民众彼此通婚的意见，所在多有。如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发表《大中华民族建设论》一文，同样强调：“民族间的通婚非但是建设大中华民族最迅速的方法，而且对于民族质量的提高，也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从历史上看，中国几个最强盛的时代，就都出现在各民族的“大混合”之后。如春秋战国时代各民族的混合产生了秦汉的兴盛；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民族“大混合”产生了有唐的崛起等。这证明了民族间的通婚，“确是中华民族求强盛的有效办法”。[135]
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共同的民族命运和密切联系的流动的抗战生活，不啻常乃惪等所主张的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事实上各民族全面多层的融合，以及整体复兴的信念，也因此大大地增强了。1940年，一位回族同胞在《抗战三周年纪念感言》中曾写道：“整整三周年的神圣抗战，已使大中华国族数千年的积弱，蒙受了巨急的刺激，从而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扎稳了抗战最后胜利的把握。首先我们为民族复兴的远大前途，抱乐观，感兴奋！”[136]可见抗战对于各族人民建立在一体观念上的大民族复兴意识，产生了多么积极的影响。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流行于民国中后期，它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进程相一致，也是新兴的“中华民族”概念符号认同的重要内容。正是伴随着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社会化运行，“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一方面，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构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思维逻辑前提和逐渐自觉整合的主体，体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价值依托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又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社会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和具体而典型的话语形态，并代表着其主体认知与行动的综合目标。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的广泛流行，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在近代屡遭列强侵凌而不屈、历经反抗而犹存，但对屈辱虚弱的现状又复感不满的那种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民族自然心态。在这种复杂心态中，既包含着对于昔日辉煌历史的怀想，又连带着有一种对已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民族生命力之自我欣幸和祈盼，同时还凝聚着一种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和呼唤国人奋起改变悲惨命运、并且已觉刻不容缓的时代紧迫感。与今天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的现实而激发的“民族复兴”呼声相比，那时的“民族复兴”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向历史和文化的情感诉求，是自我“打气”和“壮胆”——一种本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主体追索和激励，与其说它当时的取向是指望未来，不如说更多的是针对当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中国人格外需要一种强劲坚韧的生命意识，一种能打败强敌的顽强信念，一种延续历史文化和民族生存的深沉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而“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的播扬，正是对此种现实精神需求的最好回应。
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理念的宣传活动之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激发和加强了国人自尊、自信与自强的奋斗意志和生存信念，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厚重的精神基础。
前文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的主流内容进行了简单概括，应当说它实际的内涵要远比这更为丰富和复杂。在笔者的文献阅读中，如果泛泛而言，此一观念乃是众生喧哗的，它充满了各种内在的逻辑矛盾。若是就其纷纭的言论背后之主体的实质诉求而论，实际上最为重要的，乃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建设需要。而当时最困扰国人的，则是此种民族自信心与传统文化和所谓“民族性”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国将不国的民族生存危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深刻反省民族文化的不足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缺陷，并由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和整体反传统为主旨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如果一味地自我否定，完全失去历史文化主体性，又必然会丧失自身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前进的动力，当巨大的民族危难降临的时候，还可能失去反抗的决心和勇气，沦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的自觉倡导者们，有些对这一困境是的确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洞悉的，如张君劢就曾敏锐地指出：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造之过渡期中”，国人对于本国“数千年制度学说”诚不知如何看待，“一方面因改造而生不信心，他方面要发达民族性而求信心，信与不信相碰头，如何处理，实在是很困难”。[137]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认知与实践，已构成当时“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和话语自身最大的张力所在——既然要“复兴”的是一个有着历史文化和血缘延续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生命，必须从中求“自信”，又如何能够轻视自身的民族特性和优长？而在保持民族个性、发扬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又怎样才能够真正超越自身传统的不足、实现现代发展的关键跨越并保证其持久不衰的内在活力呢？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所留下的一个充满悖论的文化难题。
我们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曾谈到，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共同体符号，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如果将其机械分解，或许可以用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自觉和实现整体的独立发展与强大的“现代化”自觉这两种自觉来加以概括。实际上，“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勃兴和广泛流行，正好体现了中华民族上述两种自觉的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民国时期，持续时间达20年之久、渗透范围极广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及其相关话语，最简洁不过地把这两大方面的关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一强势话语中，复兴的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手段、机遇和有机组成部分，首先表现为挽救整个民族危亡的抗战。但抗战本身又不是目的所在，实现全民族的真正复兴才是其最终目标。而这一切，只要国人拼死奋斗，又都是那么的有希望。整个抗战时期，响遍神州的“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所带给人们的，就是上述这些不言而喻的内容。该话语之中的核心主体词“中华民族”，此期虽仍有用来指称汉族者，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经绝对主流地指向各民族的统一体，并成了凝聚各族人民最佳的、也是最为流行的全民族共同体符号了。
“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具有强烈导向性的时代理念，及其所引发的思潮和话语的流行，不管它有着多么复杂的内涵与背景，无疑都有力地引导和推动了各族人民对于一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笔者甚至认为，它本身还因为内容涵盖的综合性、对于各族人民情感统一体之共同纽带与发展趋向的鲜明昭示性，实际上构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最为典型的思想形态之一，而不啻是体现这一认同之流播极广的“话语符号”而已。这也说明了认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对于把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特殊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