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不错，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或一度刺激了一部分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如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就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西藏与内地的关系这时也趋于紧张。[34]此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行为毫无关联。不过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此种暂时出现的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恰恰又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历史的辩证法效应，就是这样体现出来。

以蒙古问题为例。“大蒙古帝国”宣布成立后，其一系列分裂行径随即遭到国内和蒙古族内人民的强烈反对。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就分别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赞成五族共和，反对外蒙古“独立”等事宜。在1913年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还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35]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36]

这里，“中华民族”一词极具象征意义的使用，就笔者所了解的资料来看，还当属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较早被使用的例证之一。法国汉学家巴斯蒂较早研究指出，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曾“率先用‘中华民族’的名称来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37]，而袁的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是发生在应对此次外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不过，巴斯蒂并没有提到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追踪她所引录的《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38]这一“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应该指出的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正式以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名义，在国内各民族总体意义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不仅较早，而且还是相当自觉的，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门（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把大总统府建在中南海，将乾隆为香妃特建的宝月楼改建为正门，命名为“新华门”，正以表明他要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名为“中华”的民族和国家之意愿。

图2-2 1912年，袁世凯改北京皇城的南门“大清门”为“中华门”（此门一直存在到1959年，位置大约在如今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袁世凯的这一“中华民族”自觉，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早期传播，意义重大。最近，笔者仔细查阅《申报》，可以更为明确地证实这一点。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他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两天后，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哲布尊丹巴等外蒙古王公即致信袁世凯，公开陈述其分裂的“缘由”，3月15日，袁世凯实际上就已及时发出了上述那封给哲布尊丹巴为代表的外蒙古王公的回信，加以劝阻。两信的大体内容于1912年12月20日曾被《申报》刊载，题为《取消库伦独立之往来电报》。[39]由此看来，1913年年初反对外蒙古分裂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同通电对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与认同，应当是受到过袁世凯1912年年初上述回函的直接影响。而袁函中以民国政府总统名义对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正式使用，且用在那一针对少数民族分裂的特别场合，其政治思想意义不言而喻。

袁世凯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之后，又曾多次使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如1914年，他批准参议院严复有关“中华民族立国精神”的提案时，就曾对这一概念反复加以使用。该年10月24日，著名思想家严复在民国参政会上提出“导扬中华民族立国精神建议案”，洋洋数千言，历举欧美各国立国精神之所在，“而以忠孝节义为吾中华民族之特性”，建议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立国精神”。参政院予以采纳并报请袁世凯批准。11月3日，袁即发布“大总统告令”，表示“国于天地，必以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宜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庶几百折不回，而有以达最后之祈向”，故准予施行。[40]后他又以告令的形式，声言：“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41]顺便提及，袁世凯向严复学舌的所谓“国性”，梁启超、梁济等人此期也喜欢使用，大体对应于英文的“nationality”。1914年年底，袁氏在有关其他事务的“大总统告令”中，对“中华民族”概念还曾有过类似的使用。[42]

在袁世凯那里，现代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显系从其“五族共和”论推导而来。他还由此自觉改变了昔日清朝以藩属对待蒙古、西藏的不平等态度，并反复郑重宣称：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通筹规画，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43]

此外，这一时期，袁世凯还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先后颁布《劝谕蒙藏令》《蒙藏主权声明》《劝谕汉、满、蒙、回、藏联姻令》和《恢复达赖喇嘛号令》等，做了不少有利于稳定边疆民族的政治工作。这些维护国内各民族团结的政治举措，也与袁世凯对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之体认联系在一起。如1912年3月25日颁布的《劝谕蒙藏令》之主旨，就是向蒙古族、藏族同胞阐述民国政府在民族治理政策方面与清王朝的最大不同，乃在于“伸我蒙藏人权起见”，“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与内地平等，以期大同而享幸福”；而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则对外宣布“中国对满、蒙、藏的主权”：“满、蒙、藏为中国完全领土，凡有关满、蒙、藏各地之条约，未经民国承认者，不得私定，已订者亦均无效……民国政府对于满、蒙、藏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44]不妨说，上述两个方面，正好体现了袁氏政权同一政策的内外面向。

至于民初革命党人提倡“五族共和”、民族化合与列强策动中国分裂的局势之间的直接关系，同样显而易见。已经有学者从研究孙中山“民族同化”思想的角度，对此加以过详细论证了。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等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并非只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完全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而主要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沙俄、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外蒙古、西藏和东北的侵略而提出来的”。[45]在孙中山看来，蒙古族、藏族和满族的人口较少，力量较弱，都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像美利坚一样的强大民族统一体，才能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争得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他说：“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为【卫】的能力，我们汉族要帮助他才是。”又说：“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合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46]

从孙中山带有明显大汉族主义倾向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使国内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地位，建立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以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大“中华民族”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其主张“民族同化”的直接动机和最终目标所在。实际上它从一个角度，也等于揭示了辛亥革命之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兴起、确立、传播和认同接受的一个重要动力。

此外，从长远来看，革命后民国的建立，政治上既实行“五族共和”，文教上复推行有利于一体化近代化的民族融合措施，这些也都在实际上对各民族的融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满汉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加剧矛盾，反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两族间的融合。1922年，梁启超曾带着大汉族主义情结谈到这一点。他写道：

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47]

梁氏的这种表述有欠科学和准确，没能准确反映汉族与满族之间彼此互动融化双面关系的全部内容，但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满汉民族实际融合的某些积极影响。

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较以前更为密切，平等的互动更为频繁[48]，民族融合逐渐地得以加强，特别是文化融合。这不仅同国家政体的改变、政策的引导、现代交通业的巨大发展、现代传媒业（包括新闻业、图书报刊出版业等）的空前进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多有关，更是现代新式学校教育发展的直接结果。民国初建，北洋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教育即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它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地位等同，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并开办《藏文白话报》（汉藏文合璧）等，向西藏等少数民族传导“共和五族”不可分割的一体理念和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49]同时，民国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务。1913年蒙藏事务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古族、藏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致力于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国民党掌权后，蒙藏院改为蒙藏事务委员会，蒙藏专门学校仍得到继续开办。与此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青年在民国建立后还得以到内地汉族地区的学校读书学习。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里，除了本民族语言之外，作为各民族文化沟通媒介的汉语（common language，族际共通语）及其汉文化内容的学习，一般也都成了重要的课程。

以蒙古族为例，1913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仅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不仅创办有蒙古文、汉文合璧的各种刊物，致力于沟通与融合民族文化，回到家乡后又大多从事文教事业，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50]虽然，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主要是在民初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才得以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民初时就建立起来的政治和教育体制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