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也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里，就与“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中称全中国之民为“一族人”，表白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经40年。并立志今后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148]。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国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还可看到，像《申报》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具有并发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实现中国民族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不仅仅是成为传播这种大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工具而已。

今人如欲感知辛亥革命前夕清末国人的民族一体化整体意识的勃发，及其与立宪运动的开展和现代媒体启蒙者之间的历史关联，不妨细细品读一下《申报》主笔希夷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那段相对完整的“纪言”：

我本馆同人之歌哭与聚国族而日夕相见者已四十年矣……夫报纸为全国上下之缩影。政府歌则我报纸亦歌，国民哭则我报纸亦哭。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族人之悲欢忧乐即我报纸之悲欢忧乐也。此后报纸之或歌或哭，无一非我族人笑啼之真相。然则我报纸与族人关系之密切，不啻形影之不相离。虽至数千年而后，我报纸当永永与族人同聚于一室而歌哭相闻者也……

虽然，今日之中国一族人，哭多歌少之日也。国势孱弱至此，则我族人哭；外患侵凌，则我族人哭；内乱迭兴，则我族人哭；水旱盗贼之相乘，商民财力之交瘁，则我族人哭；而在上者犹假立宪之名，以隐行其专制之实，凡国民应享之权利，无不出其敏捷强硬之手段以攫之而去，则我族人欲哭无泪矣。然而此非我族人坐以待毙之日，乃我族人卧薪尝胆时也。宣统五年之立宪，转瞬即届，政府虽未必实心举办，而我族人无不可乘此时机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学则兴教育，商则讲贸迁，工则重制造，绅则办地方公益。凡一切平民，皆当务专其业，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我同人虽不敏，亦当勉任提倡指导之天职，鼓吹宣扬之义务，以与我族人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于斯时也，我族人其破涕为欢，而始有相与歌哭之日乎？此则我同人愿与国民共勉之微意也……

他日者，国家之命运由困而享，神圣之国民由弱而强，则庶几我报纸与国族永聚于斯，闻歌声而不闻哭声，是即我同胞无量之幸福也。同人敢以此为他日之左券。

上述引文中的“中国一族人”，既是“国族”，也称“民族”，显然是就参与立宪国家建设的各族“同胞”的整体而言。申报馆此种全民族一体化的强烈“国族”自觉及其责任意识，无疑得益于立宪运动的国民启蒙事业，不免令今人感慨万端。当是时，离清廷预定的立宪期限只剩下两年，离辛亥革命爆发之日，也已经不到三个月。

《申报》对“国族”一词的现代使用，同时也是对传统“国族”的词汇含义加以转化的结果。《礼记·檀弓下》里曾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句，孔颖达疏曰：“‘聚国族于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国宾及会宗族也。”也就是说，《礼记》里的“国族”实际上是“国宾及宗族”的合称而已，这与该词的现代含义明显有别。类似含义的“国族”，明人夏完淳著名的《大哀赋》中也有使用（“式亏国族，深轸宸情，祭通族于太牢束帛，戍王人于扬水流薪”）不过，初步实现这种现代转换的“国族”一词化用的例子，恐怕还并不始自《申报》，以笔者之见，早在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里即有过使用。其关于“英吉利国史”部分写道：“圣书曰：此后我看大群人不胜数，由诸国族民类而来，立于神座神羔之前……”[149]如果说郭士立对“国族”一词的转译使用还少为人知，那么1903年，邹容那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一书中的有关使用则流传很广，且系明显从《礼记》中的“国族”一词转化而来。请看《革命军》第四章：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150]

这里，邹容对《礼记》里那段文字的借用，其中的“国族”一词，已是与“家族”“乡族”“部族”相对而言的更大的族体单位。对此，《革命军》中另一处使用“国族”的文字可以为证：

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然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151]

很有意思的是，据笔者考证，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的第二句，实际上系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而成。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一词较邹容还要略早一年。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写道：“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其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152]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揭示“人群进化”规律、塑造“新国民”为目标，它强调“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153]可知梁氏对“国族”的理解，具有某种将族类、人种意识与国民的政治含义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民族”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内涵，这与现代nation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

在清末，明确以“国族”来对译nation或nationality的情形也已经出现了。张君劢可算一个自觉的先行者。这位崇拜梁启超、经常阅看《新民丛报》的青年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一年，编译了一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在此文中，他就借助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家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学说，来阐释对“国族”的理解：

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制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凡可以成为一国族者，其根本不一，而其要不出四者：同人种，同血统，同言语，同宗教。虽然，有其最要者，则政治上之沿革，即共戴一国民的历史，同其怀旧之思、同其荣辱之感、同其苦乐之情，而以往之盛衰起伏无不同之是也。虽然，凡此数者不必事事皆居必要，亦有即具之而无补于事者。有人种异、言语异、宗教异，而不害为一国族者，瑞士是也；有宗教同、言语同、历史同，而不克成为一国族者，西雪里岛之于拿坡黎是也。[154]

张君劢此文系编译自约翰·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也是他初登思想舞台的首篇文字。张氏显然很好地理解了密尔关于现代nation建立在公民或国民政治身份（citizenship）之上、并享有“同国族感情”的那种现代含义。因此文中强调：“凡苟有国族之感情者，应结合其人民以立于同一政府之下，然必云自主的者，则以专制之国，固有合数民族而为一国者，然出于君主之箝制，故不得谓为同一国族，且一旦统一者亡，则其民必随而分崩。惟其自主，乃得谓为真同化也。”同时强调：“国族二字，原文名曰nationality，其意可以成为一国之族也。故译曰国（族）而不译民（族）。”[155]实际上，正是这种力图“化臣民为国民”以造“中国之新民”的宪政追求，使得清末的立宪派如梁启超等反对革命党人开展族裔（或种群）民族主义运动，而倡导一种国民（或国家）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思想家严复才批评族裔性“民族主义”，视其为“宗法社会”之产物，认为其不适应所谓“军国社会”即近代国家的需要。与此相应，严复也把现代英文词nation译为“同种国民”或者“国民之国家”。[156]杨度其实深受严复在《社会通诠》中所传达的此种思想的影响。在阐述其“中华民族”观念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他就认定：“今日之中国已由宗法社会进化入于军国社会，然尚未为发达之军国社会，但去此些须之家族制度斯发达矣。变词言之，则今日中国之主义已由民族主义进化入于国家主义，然尚为未发达之国家主义，但去此些须之家族思想斯发达矣。”他由此批评满族整体上尚缺乏“与汉人同居中国土地、同为中国之人民，即同有中国之国家”这样的“国民国家”观念之遗憾，与梁启超批评革命党人的思路大体一致。[157]若了然于此，则部分学人纠结不清的所谓清末严复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便涣然冰释了。

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中，张君劢还传译了密尔关于“民族同化”的思想，并对满、汉两个民族的“同化”前景抱有期待。这与梁启超的有关思想实也有相通之处。张氏此文刊登于《新民丛报》之后，得到梁启超赏识，次年即与梁启超一道发起成立政闻社，加入立宪派阵营，开始了其一生追随梁启超、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历程。[158]

不过，若具体到当时“国族”一词的运用语境来看，邹容《革命军》中所使用的“国族”显然是就汉族建国而言，并非《申报》所指的超越汉族的中国各民族的一体化称谓，这与立宪派对“国族”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实际上，作为中国各民族一体化代称的“国族”概念之使用，在清末时总体说来还极为少见。[159]其较多使用，是在孙中山1924年《民族主义》演讲中正式使用“国族”一词和概念之后。我们在后文还会谈到这一问题。

概言之，在清末，“中华民族”一词和国内各民族以国民身份平等融合为一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虽然都已出现，甚至仅从后一因素来看，有的看法由于对西方现代nation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这两者之间却还并没有很好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这个符号，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而成一大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意义，当时还并未能完全彻底统一起来。这两者之间合一过程的完成，也即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乃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得以最终实现的。

[1]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 最近，考古学者韩建业对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系统论证指出史前时期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叫“早期中国文化圈”，认为这是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的重要基础。这一观点颇值得注意。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严文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 何志虎：《中国得名与中国观的历史嬗变》，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4] 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5] 参见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

[6] 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7] 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8] 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9] 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此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很有见解，笔者多有参考受益之处。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有高明见解的，还有赵刚的英文文章，可惜笔者读到较晚。参见Zhao Gang，“Reinventing China：Imperial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odern China，32.1（2006），pp.3-30.

[10] 甘德星：《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3页。赵刚在他的“Reinventing China”一文中更早地指出这一点。满文本出现的使用“中国”的语句还包括dulimbai gurun-i niyalma（中国之人）、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国的文字）、dulimbai gurun-i harangga（中国的所属地）等。

[11] 满洲为清代满人自称，作者在此用作地域名称，即满人的发祥之地。

[12] 《清圣祖圣训》卷52。参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页。

[13]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报十月壬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

[14] 《清高宗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15] 《清高宗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16] 钟焓：《非汉文史料中所见“中国”一名及“中国意识”辑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之二：“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10月14—16日，第446—459页。钟焓指出，meni的字面含义虽是“我们的”，但此处却属于代名词，后面可以不跟名词而直接作主语或宾语，故与“我们”无异。绝不能将其机械地作为所有格对待，造成误解。有关问题，亦可参见赵刚：《新清史可以无视史学规范吗？——评柯娇艳对清代皇帝中国观的新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3日。

[17] 参见前引钟焓《非汉文史料中所见“中国”一名及“中国意识”辑考》一文。早在1984年，中见立夫教授就提出蒙古语中所出现的“中国”（dumdadu ulus）一词直到清朝解体后才从汉语“直译”到蒙古语的看法，至今其观点似仍未见有何改变。可参见其著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版，第7页。

[18] 《美国国书》，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卷8，第355页。

[19] 该条约中英文的原初形式，参见沈吕巡、冯明珠主编：《百年传承、走出活路：中华民国外交史料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第30—33页。感谢陈维新先生赠送此书复印件。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1—262页。该汇编中称此条约为“中美续增条约”。

[20] John Livingston Nevius，China and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69，p.22.

[21] John Livingston Nevius，China and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69，pp.455-466.

[22] 可参见姚大力、孙静：《“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有关这一问题，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在《清朝前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65年版）一书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利用《满文老档》，认定满洲国（固伦）作为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所建之国确实存在过。不过万历末年降叶赫、完成统一女真民族大业后，对外便称后金国，对内则称诸申国，满洲国的国号于是取消。1972年，神田信夫又在三田村泰助的基础上将《满文老档》与《满文原档》相对照，撰《满洲国号考》一文，进一步提出满洲国名并未因采用“诸申”或“后金”国名而中断的看法，认为此后它仍是其满语国名，并与后起的“爱新”之满语国名并行不悖（参见神田信夫：《满洲国号考》，收入其由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的《清朝史论考》一书中）。但这一说法目前尚难令人信服。即便其说成立，也不影响笔者的结论。因为其国号改为“大清”后，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满洲”为族称而非国名的意义确然无疑。感谢张永江教授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帮助。

[23] 可参见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起和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黄爱平提交的《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常建华提交的《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张寿安提交的《清儒凌廷堪的正统观》一文。

[24] Ho，ping-ti，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1，February 1998，pp.123-155.

[25] 参见2010年“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夏明方提交的《多重变奏中的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一文修改稿。

[26]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

[27] 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不同观点，可参见岸本美绪：《“中国”和“外国”——明清两代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家与对外关系的用语》，《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2013年版，第381—385页。

[28] 以上所引《大义觉迷录》中的文字，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29] 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

[30]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5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7页。

[31]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160页。

[32]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33]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4]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35] 转录自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1年（1932）制：《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36]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52、148页。

[37]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61—163页。

[38] 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9] 笔者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中批评“新清史”时，一方面明确认可其“强调满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的角度研究清史”的做法，以为“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只是提醒其“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而美国“新清史”代表欧立德（Mark C.Elliot）在回应中却认定，笔者对于“满人主体性”的视角“仍然坚持其不肯接受的态度”；另一方面，笔者指出，既然“新清史”从满人主体性出发，乐于强调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那就不应该同时忽略和回避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因为清朝入关后，满人认同“中国”与否，如何认同“中国”，其所认同的“中国”究竟只是大清国的一部分，还是其全部，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同样体现其满人的主体性，而且直接关涉部分“新清史”骨干所谓的“清朝非中国”的论调是否符合事实，“新清史”学者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做出认真切实的回答，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更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欧立德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有关批评所做的回应里，这种满人“中国认同”问题的明确提出，竟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美国“新清史”学者的积极作为与贡献，他甚至揶揄地说，“新清史”学者将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这看来就带有某种‘挑衅’意味了”（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37页）。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乃是“大清非中国”、两者间大有界限、实为两回事的问题，而不是清朝满人是否认同“中国”或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范围如何等类问题。

[40] 郭成康教授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曾广为引证材料。如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蒙古僧俗人众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遂决策从俄罗斯依然回归中国，等等。笔者以为，它们均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本文的这一观点。

[41] 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42] 《清德宗实录》卷13，光绪元年七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43] 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0年8月，第14页。

[44]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45] 如欧立德就一方面强调“中国”内涵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又无视清朝入关后朝廷认同的“中国”范围已扩大到包括清朝全境的事实，而仍坚持认为在整个清朝，“中国”仅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他说：“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参见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2006年冬第24卷第2期）实际上，类似看法，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以矢野仁一为代表的支持日本“大陆政策”的御用学者们曾提出的所谓“支那非国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意谓“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汉民族之领域”等论调（参见矢野仁一当时发表在日本《外交时报》《东亚》《东亚经济研究》等上面的系列论文，如《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滿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1號，1922年）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就对矢野仁一的论述大加赞扬。至于当时中国国内学者的有关反驳，则可参见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的讨论》（《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11期）。因此有学者批评欧立德等没能明确地与后者的一些说法划清界限，显得不严谨和慎重，尽管两者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姚大力教授虽提请国内学者多关注“新清史”的长处，切忌政治化批判，但他也明确批评其所谓“大清非中国论”之错误，不过他似乎并不看重“认同”视角本身。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等文。

[46] 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和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47] 关于China proper 在19世纪英语中的使用情况，笔者曾查阅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该数据库包括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等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12种英文报刊，从中得见19世纪30年代该词即使用28次，较早的一次是1832年《中国丛报》中的使用。20世纪30年代到最高峰，达934次之多，这与伪满洲国建立后有关的西文宣传有关。尽管以英美等国为主导的国联在政治上并不承认作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国，坚持认为其所在地为中国的国土，但对英美语言中China proper一词的使用却长期缺乏反思。在现代英语中，China proper的使用已越来越少，但当今的有些美国学者，如欧立德等，有时仍然喜欢使用该词。如其英文著作《乾隆皇帝传》里有幅1780年的大清帝国图，就将中国内地十八省特别总标为China proper，与Manchuria，Mongolia，Xinjiang和 Tibet并列，见Mark C.Elliott，Emperor Qianlong：Son of Heaven，Man of the World，Longman，2009，p.15.

[48] 早在顾颉刚之前的1935年，著名史家郑鹤声对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本部”概念行别有用心之谋，已有明确揭露，指出：“外人为割裂我国计，于地图上‘中国’二字，只书于十八省之上，余均以满蒙藏及土耳其斯坦标之。外人叙述我国国内之事，则以‘中国人’与‘满人’、‘蒙人’、‘藏人’等对称，其用心昭然。我国上下，反受其愚，而中其计，竟已有‘中藏’等类大错特错之对称名词，何异自裂我国为若干单位？”郑鹤声：《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

[49] 在这方面，汪晖对帝国和民族国家二元对立模式的反思，有助于今人的认识。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47页。

[50] 为方便认知，特将梁启超那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典型论述完整摘录如下：“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一文只引录了此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且将其出处弄错了，误为《少年中国说》。参见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注释1。

[51] 可见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笔者得见此书，恰巧在2010年“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前夕，感谢夏明方教授的及时提示和资料赠予。

[52]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所谓“中国（迄今）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之论（其英文原文表述为：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参见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Fall，1990），曾导致许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性质发生误解。有学者批评白鲁恂是以欧洲经验来评判中国，属欧洲中心主义的典型。其实即便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此种论说也并不新鲜。早在1927年，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国民党员汤良礼的英文著作《反叛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一书中，就称传统中国乃有别于nation的civilization。不过他认为中国经过西方侵略、民国建立，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等民族主义思潮的洗礼，已然成为现代nations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不在自身，恰在于列强侵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完全独立的地位（可见T’ang Leang-Li，China in Revolt：How A Civilization Became A Nation，London：Noel Douglas，1927，p.149；“Introduction”，p.xvi）。这与义和团运动时期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一书（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Shanghai Mercury Ltd.，1901）中为中国辩护，呼吁列强尊重中国文明，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独立、享有治理主权的思路，一脉相承。

[53] 关于“帝国”问题，还可参见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54] 以上部分，更细致的论述，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5] 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