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关于“中国”在变迁中延续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以及成为历史书写对象的必要性，可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亦可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7] 关于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履行一个现代国家的义务，当然中国同时也就被承认或被赋予了现代国家的主权等权利。实际上，在与西方近代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已逐渐发生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演变，特别是清末新政阶段。如于逢春就认为，1820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其所附《皇舆全图》的编绘，就标志着大清国“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对其疆域、边界已能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其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参见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页。此见值得今人思考。

[58] 如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就强调指出：“近代以前，‘中国’一词既不指民族，也不指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皇帝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指代，它在1912年首次以‘中华民国’这一词汇缩略而成，尽管民国时期它既指国家也指民族。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一用法也不普遍。”（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4页原注释2。英文本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66.）果真如此吗？非也。海外汉学家的类似观点并不奇怪。在国内，此类看法也是随处可见，甚至研究有素如胡阿祥先生，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见其早年论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不过，胡先生也并非全然没有见及于此，其书有关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如他有时强调“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见此书第253页），有时则又指出，秦汉以后“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走向定型”，到明清时期的国际交往中，“政治的中国，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其指称都相当明确”（见此书第264、273页）。

[5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60]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61] 参见黄兴涛：《话“支那”》，《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该文后扩充为《“支那”一词的近代史》，在网络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62]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6页。可参见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63]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4]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5]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6]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5页。

[67] 《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6页。

[6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08页。

[6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11、3313页。

[70] 如1871年德国来华使节所递交的国书中，就有“中国大皇帝”之称；中国使节访问欧洲各国，瑞典、荷兰等国在“回书”中，一开始也都分别是该国国君“问中国皇帝好”或“问中国至高有权之皇帝好”等，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49页；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67页。

[71]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8页。

[72] 汪荣宝编纂，张元济校订：《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中学堂、师范学堂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版，宣统三年（1911）四版，“绪论”第1页。

[73]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8页。

[74] 蒋维乔、庄俞等编，荣德译：《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卷4，内府抄本1909年版，第39—40页。

[75] 可见《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并清单》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66—471、531—537页等。

[76] 《宪政编查馆奏为遵旨议复大清国籍条例折》附《大清国籍条例》原文，撷华书局编：《宣统己酉大政纪》第16册卷1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5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265—1274页。

[77] 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 《中国国籍法草案》，《东方杂志》第6卷第2号，1909年。

[79] 缪昌武、陆勇：《〈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80] 《国民必读课本》（甲编）下，学部图书局宣统二年正月印行，第2—3页。感谢沈国威兄在资料上的帮助。

[81] 可参见庄国土：《“华侨”一词名称考》（《南洋问题研究》1984年第1期）等文。相对于“华民”“华人”和“华商”等词很早就在海内外流行，“华侨”一词的出现和流行要稍晚些，但至少在1883至1884年间，民间的郑观应在有关呈文里，以及官书《清实录》中，现代意义的“华侨”一词就已开始使用，清末逐渐流行开来。

[82] 参见邸永君：《“民族”一词非舶来品》，《中国民族报》2004年2月20日；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83]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郝文对此前的有关研究具有某种总结的性质。

[84] 《论约书亚降迦南国》，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71页。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也可见稍后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

[85] 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卷16，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仲秋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66页。笔者所见为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本。

[86] 郭士立：《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1834年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74页下，转引自庄钦永、周清海：《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版，第56—57页。

[87]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6页。

[88] 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的《玛塔喇省》《论欧罗巴事情》和《光阴易度》等文中，就分别有这样使用的例子：“回回族类本不侵玛塔喇省，待至大清年间，回王弄权，今朝始兴”；“（欧罗巴）自古以来，民各族类居之”（道光乙未年五月）；“且阿细阿大地陆之族类好学重文，连印度土人都阅《东西洋考》，即汉人阿细阿诸族之魁，何可延滞乎！”等。

[89] 如《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就至少曾于1874年（明治七年）在日本出现过两种刻本：大槻诚之、渡边约郎解的《万国纲鉴录和解》；大槻诚之训点，柳泽信大校正的《古今万国纲鉴录》三卷本。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页。

[90] 如人们常提到的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所谓“民族殷繁”和笔者发现的《申报》1972年8月24日《论治上海事宜》一文中所谓“上海民族繁多”，其中“民族”一词就仍为“民之族类”的意思。另据金观涛和刘青峰最新统计研究，晚清至1895年以前，他们见到13次“民族”一词的用例，其中就有6次用于“某民族类”的片语中，亦可证明其固定化程度不足一点。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页。

[91] 古诚贞吉：《土耳其论》，《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第11册。

[92] 参见林同奇：《“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双重含义——从葛兆光的〈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谈起》，《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号（总第94期）。林文中关于民族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含义的说法，似受到旅日学者王柯的直接启发，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笔者多年前强调现实中的民族认同往往是政治和文化双重认同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可见拙文：《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性质论》，《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

[93]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关于日文里汉字词“民族”（みんぞく）一词的由来和早期使用，国内学者研究不多，郝时远等有简单讨论，在郝先生看来，日本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其实也有限。据现有研究，1878年久米邦武在《美欧回览实记》里较早使用“民族”一词；1872—1888年，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德国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法泛论》（后定名为《国家论》），其中包括了以“民族”一词对译nation并区别于国民（volk）的论述。1888年，哲学家井上园了创办《日本人》杂志，“民族”这一术语在其中被广泛使用，从而影响到整个新闻媒体（见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转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文中郝先生还认为，“民族”一词很可能从中国传到日本。该文收入其著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8页。

[94]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95]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梁启超关于“民族”概念的认知，具有复杂的来源，最早来自从日本转运德国的概念，偏重文化习俗；后又受到来自英美概念的影响，更为看重主权国民的身份。对此，戚学民曾用心揭示，他最近将笔者引用的上述《新民说》有关内容与美国政治学家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局势》一书英文原文加以对照，证实《新民说》中的“民族”概念即受到该书的影响，可以参看。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3页。

[96] 黔首：《国际法上之国家》，《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97] 《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游学译编》第11期，1903年10月5日，第12—13页。

[98]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99] 当时对民族内涵较多了解的梁启超也一度分不清民族与种族或人种的差别，如1902年在《新民说》中，他就把民族按肤色明确分为黑色民族、红色民族、棕色民族、黄色民族和白色民族五种。

[100] 可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感谢许小青教授寄赠他所作的多篇相关主题论文给笔者。

[101] 以上内容参见黄兴涛：《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102] 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03] 梁启超：《致伍秩庸星使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104]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

[105] 梁启超本人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从“排满”到将满人纳入大民族共同体的变化过程。1902年，他就认为，以民族主义精神立国，“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可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1903年他才改变这一看法。除了伯伦知理的思想影响外，与他1903年游历美国的观感和康有为当时的有关督导也有关系。可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06] 以上所引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1070页。有关内容可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7]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称为“中华民族”，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108] 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作者在题记里称“是篇大致以英人狄罗氏《中国民族盛衰灭亡史》为粉本”，参考了其他几种日本关于中国民族的著作而成。名为“译述”，实则畅达己意。

[109] 如夏曾佑著名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就以“中国种族”指称汉族；刘师培190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称：“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

[110] 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辗转援引者极广（可能与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1999年修订本传播了这一说法有关），其实误也。该文发表的准确时间当为1905年，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值得提醒的是，《饮冰室合集》里关于梁启超文章发表时间的核定多有不准确之处，需要引用者加以注意。

[111]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也可见《大同报》1907年第1—5号。

[112]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113]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114]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372页。

[115] 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2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4—743页。笔者2001年探讨此问题之前，民族学界谈“中华民族”一词引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一文时，多未深究章氏所批评的“金铁主义论”者即为杨度，故一般不曾论及杨度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贡献。

[116] 诗中有云：“华族华族，祖国沦亡尔罪不能偿”，“华族华族，肩枪腰剑奋勇赴战场”。《复报》第9期，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17] 如1904年陶成章著《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一书，即指汉族，可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该书印刷于日本东京。署名为“会稽先生”著述。该书为我国专门研究汉族兴衰史的首部专著。书中关于汉族起源，受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绍述“西来说”影响。但强调黄帝为汉族祖先。书前有蒋智由序并“木本水源”四字。哈佛燕京学社有藏。书中认为：“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称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

[118] 有关新政和宪政运动期间清廷化除满汉畛域情况的背景、详细的过程和效果，可参见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120页。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强调各民族为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早在顺治、康熙时代就已存在。民国时期已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可见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

[119] 立宪运动期间，革命派与立宪党人之间有关民族问题的争论，前人已有很多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其较近成果，可见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20] 胡炳熊：《论中国种族》，《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1905年。

[12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7页。同样奉命出国考察宪政的满族大臣载泽于1906年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也表示：“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见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03页。

[12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5—917页。

[123] 《四川补用道熊希龄陈撤驻防改京旗并请从精神上化除满汉之利害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5页。

[124] 《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22页。

[125] 《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1页。

[126] 恒钧，字十丰，清宗室。早年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及历史地理科。1907年，他曾与熊范舆、沈钧儒、雷光宇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民国建立后，曾任国会议员，办首善工厂等。他还是著名的京剧爱好者和研究者。

[127] 乌泽声（1883—？），字谪生，直隶人，清末时曾参与国会请愿运动，为直隶省代表，见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一说为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曾任众议院议员，以拒贿著称。后曾在伪满任职。

[128] 穆都哩（1884—1961），原名穆六田，后改名宁裕之。满族，出生于北京。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成为民国著名的满族小说家，笔名儒丐。其1923年问世的小说《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该小说真切地反映了满族人在辛亥后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特征。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馆员。

[129] 裕端，满族人，生平不详。

[130] 《北京大同日报》不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该报，笔者仅查到1908年6月和11月两个月的。但该报创办于1908年3月27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日刊，每日出两大张。馆设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内。也是在1908年，同一批人即恒钧和乌泽声等还创办了《大同白话报》，致力于传播国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有藏，但不全（感谢赵晓阳的帮助，笔者得阅此报）。1908年3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表明，《大同报》创办者为康梁立宪派的旗人同道。其信写道：“都中出一《大同报》，为旗人所设，办事皆吾社人。社中亦荐人（旗人以外之社员）为之主笔，然其经济亦甚乏，后此尚当思所以济之。不然，将失此势力。”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9页。其信中所言“大同报”，不知是否包括《北京大同日报》和《大同白话报》在内。另，据说《大同报》后改名为《中央大同报》，详情待考。

[131] 见《大同报》1907年第1号乌泽声的《大同报序》、恒钧的《中国之前途》，该报1907年第4号乌泽声的《论开国会之利》等文。

[132]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1907年第4号。

[133]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1907年第4号。

[134] 该报宗旨，创刊号上乌泽声的《大同报序》和恒钧的《中国之前途》有揭示。如《大同报序》中明确谈到其宗旨为四：“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主张开国会以建立责任政府；三，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尽管他们也认识到“至于统合各族为一大国民，则尤非一日所能行”，但仍理性地将其列为主要宗旨。

[135] 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1907年第1号。

[136]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1907年第4号。

[137] 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1907年第5号。

[138] 如“愿与我回、苗、藏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则吾汉、满、蒙、苗、藏四万万同胞幸甚”等语，见《大同报》1907年第4号附录1。《大同报》上类似的文章还有《论经营蒙藏与开国会之关系》等，强调“蒙藏之存亡，即关中国之存亡”，“经营蒙藏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立宪一日无效”。主张应“除却种族观念”，使蒙古、西藏由“宗法社会”进于“国民社会”。同时主张在当时拟订的国会中增加蒙古、西藏议员的数目等。该文还被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报》转载。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139] 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1907年第5号。

[140] 如1902年，《新民丛报》上载华侨叶恩《上振贝子书》就认为满汉为同一民族。所谓：“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9页。

[141] 陈敬第：浙江仁和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被赐为进士、翰林院编修。曾译《法学通论》（丙午社1907年版），《政治学》（这是对日本近代政治学开拓者之一小野冢喜平次《政治学大纲》一书的中译本，初版本不详，曾见丙午社1912年第3版）。清末为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初时，曾任清史馆协修，“国民公会”领导人。文中所引拉丁文“Nascor”为动词，其名词形式为“Natio”。

[142] 见陈敬第：《满汉问题之解决》，《中国新报》1907年第1卷第5号。以下所引此文内容，出处同。

[143] 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1907年第1号。关于“民族”译自德文“nation”而不是英法文“nation”，前引陈敬第《满汉问题之解决》一文也曾谈到。另可见《游学译编》所载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其文曰：“德意志语所谓‘夫俄尔克’（人民）者，谓干摄于同一政府之下之国民，专指政治之集合者言之；所谓‘那取勇’（民族）者，谓具有同一之言语、同一之习惯，而以特殊之性质区别于殊种别姓之民族，专指人类之集合者言之。英语之所谓‘那俢温’（国民）者，即德语之所谓‘人民’，英语之所谓‘俾布尔’（人民）者，即德语之所谓‘民族’。民族之所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集合。”出自《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04—405页。

[144] 恒钧：《中国之前途》，《大同报》1907年第1号。

[145] 裕端：《大同义解》，《大同报》1907年第2号。

[146] 恒钧：《中国之前途》，《大同报》1907年第1号。

[147] 裕端：《大同义解》，《大同报》1907年第2号。

[148] 《申报》宣统三年辛亥六月二十日（1911年7月15日）。此条材料系十多年前朱浒教授细查《申报》时代为查找，特此致谢。

[149] 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卷16，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仲秋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56页。该书还在现代意义上率先使用过“国父”一词：“一千七百九十九年，窐性吞（华盛顿的译音——引者注）卒，通国悲哀，如丧其父，至今美民犹称之为国父也。”见该书卷4。

[150] 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151] 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152] 梁启超：《新史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

[153] 梁启超：《新史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50页。

[154] 立斋（张君劢）：《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18号，总第90号。

[155] 立斋（张君劢）：《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18号，总第90号。参见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37页。

[156] 见严复1906年编译的《政治讲义》中所谓“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见《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2页。“国民之国家”的译法，见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1页。参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170页。另可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2页。

[157] 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1907年第1号，第19、41页。与梁启超批评革命党人的思路大体一致。

[158] 可参见翁贺凯：《张君劢宪政民主思想的起源——以〈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59] “国族主义”一词，清末也已出现，如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便有过使用。这位清末修律过程中的“礼制派”代表人物之一，在有关奏折中，曾有所谓“或谓今日修法律为图强之要策，须破除家属【族】主义而为国族主义”云云。参见《刘廷琛维持礼教之片奏》，《申报》1911年4月4日。